“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出自《孟子·公孫丑上》，此句充分彰顯了孟子對孔子的推崇與敬仰之情。即便是與孔子弟子相比，孟子對孔子的崇敬之情也不遑多讓。根據黃懷信的統計，《孟子》一書引孔子語22次，其中8處可與《論語》對閱。（參見黃懷信：《〈孟子〉誤解孔子語四則》，《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年第2期）無怪乎后人多以孔孟并稱，可見前者對后者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與后世經學家相比，孟子距離孔子所處時代更近，通過孟子的眼睛，我們會看到一個充滿了仁愛智慧、德性光輝的孔子形象。
一
在孟子看來，孔子首先是一位圣人，而且還是圣之集大成者。這在《孟子·萬章下》有著比較集中的論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從孟子這段帶有總結性的言論來看，與伯夷（節操高潔）、伊尹（有為進取）和柳下惠（與人同光）這些在某一方面達到極致的圣人相比，孔子匯集了他們身上所有的優點與長處，是隨時處中、與時偕行的集大成之圣人。不僅如此，《孟子·公孫丑上》也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如此可知，孔子是進退有據、經中含權的圣人，這樣的圣人無可無不可，深受孟子的推崇。這也與孔子對君子的理解相一致：“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對于孔子而言，君子做事不會拘泥于遠近親疏和人情厚薄，一切以是否合宜為依據。受孔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孟子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在這里，孟子對孔子“義”的處事原則與價值依據明確表達了高度認同的態度。在此基礎上，孟子又對孔子的思想主張進行了闡發。孟子認為，在恪守仁義準則的前提下，超脫僵化繁縟的禮節規范，以便靈活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情形，這比為守信而守信、為兌現諾言而一味行之的盲動行為，更值得肯定與提倡。
正是基于對孔子處世準則與思想主張的認同與推崇，孟子對孔子的評價非常高，甚至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在這里，孟子一方面認為孔子也是人，是人類不斷發展過程中必然誕生的先覺者；另一方面，他又明確強調，孔子的品德超出了同類，遠非一般人可比，自有人類以來，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了。或許是受孟子此種思想立場的影響，后世才出現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種對孔子極高的評價。
二
孟子是最早確認孔子“作《春秋》”的儒者，同時他還高度肯定了孔子作《春秋》的功績與影響。一提到魯國的國史《春秋》，人們常常就會想到它的作者是孔子，這當然離不開孟子對于此事言之鑿鑿的確認與論述。從《春秋》的文本來看，其用語簡練，對于歷史事件的記述往往只是寥寥數語，但對歷史事件中相關人物及其行為又多有褒貶，這就是后世人們所常說的“春秋筆法”。作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寄托著孔子的心血、智慧和情懷，于微言中彰顯著大義，它能夠位列古代儒家典籍“六經”，與人們對于其作者的認同感密切相關。
孟子在詳述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的功績后，又對孔子的行跡進行了評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有鑒于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天下失序的政治現實，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舉動深以為然，認為這是孔子在對天下政治亂象進行褒貶、評判。當然，作為“士”的孔子，對歷史人物原本是沒有進行評判、加以褒貶的權力的，這原應屬于天子的職權。但在孔子所處的時代，由于禮崩樂壞、諸侯勢力崛起，天子威權逐漸式微，常常處于被霸主裹挾的窘境。在這種歷史情形下，天子既無威望，也無心繼續獨攬對于天下諸種亂象加以評判的權力。對此，孟子評論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身處戰國中前期的孟子，對這種政治格局了然于胸，是故他對天子不再抱有政治幻想，反而對憤然作《春秋》的孔子給予了同情性理解以及極高的評價。正是因為孔子成《春秋》，所以才會形成亂臣賊子懼的局面。對面臨周禮體系日漸瓦解的戰國貴族而言，這能造成一種無形的壓力與約束。在欲望橫流、人心浮動的亂世，當外在的制度規范無法為侯王們的政治行為劃定有效邊界時，孔子寓褒貶于春秋筆法的作法便變得尤為可貴。正是因為此，孟子才褒揚孔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并將孔子視作圣人。接續孟子立場的是漢代的史學家、太史令司馬遷，他對《春秋》也非常推崇，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三
孟子以孔子傳人自居，并以學孔子為終生所愿。從兩者的生卒時間看，孟子并未得見孔子，但這并不妨礙孟子對孔子的崇敬。孟子不無遺憾又堅定地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字里行間透露出孟子對孔子道德學問的敬佩之情，進而明確表達其思想理論的確立，離不開孔子的深切影響，是故他才以孔子傳人自居。
不僅如此，孟子在闡述自己心志時還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自認實非好辯之人，之所以要辟楊墨，乃在于欲正人心，維護儒家立場，承接大禹、周公與孔子之志業。在他眼中，這三位都是為了天下蒼生而殫精竭慮的圣人，無論是大禹的抑洪水，還是周公的兼夷狄、驅猛獸，抑或孔子的作《春秋》，從天下太平、百姓安寧的社會效驗來看，三者可以相提并論，是故孟子稱他們為“三圣”。心存王道理想的孟子對于“三圣”的功績自是仰慕不已，并認為自己“言距楊墨”的辯論行為也應可以與“三圣”的功績相比肩，因為這同樣是關涉歷史發展的大事。如此一來，孟子便將自己視為圣人傳人，進而以接續“三圣”志業為矢志不移的理想信念。
《孟子·公孫丑下》篇有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既表現出了孟子對圣人治世的期待，也反映了孟子的歷史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整體趨勢是“一治一亂”。當亂世來臨時，就會有圣人出現，力挽狂瀾，帶領天下民眾走向治世。這就意味著，孟子將自己所處的戰國時期也視為亂世，所以他欲效法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大禹、周公和孔子這樣的圣人來救世。不僅如此，孔子作《春秋》褒貶歷史人物的作法，也深深影響和啟發了孟子，使得他發展出以對話、辯論的方式，“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文公下》），發揚孔子之道，維護儒家仁義立場。可以說，孟子以孔子傳人自居，維護儒家立場的作法，確實有守衛正道的意味。唐韓愈于《原道》構建儒家傳承譜系時，將孟子列于孔子之后便成為很自然之事。
四
服膺孔子道德人格的孟子，從制度設計的層面深化了孔子的道德立場與政治學說。孔子重倫理、厚親情，喜言仁愛，推崇周代禮樂。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的這種政治立場與思想主張對孟子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晚期，孔子更為關注如何損益周禮以挽救世道人心。他的具體做法是將仁愛精神注入舊禮當中，以改變周禮已然僵化、繁縟化與虛偽化的局面，從而將人們從注重外在儀軌重新回落到對人心和人真情實感的關注當中去。受孔子這種思維理路的啟發，孟子在建構自己的學說理論時，一方面，他更為關注人的本質，試圖超越對外在世界的經驗性描述，將人存在的價值及合理性置于內在心性的根基上，從而確立起了人的價值之源——道德本心；另一方面，他對孔子的道德人格深為服膺，在對孔子仁愛主張極為肯定的基礎上，繼承了其關注人倫秩序、博施濟眾的人文情懷，并從政治理想和制度設計的層面進行了落實。
孟子強調王道仁政，認為“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民眾是君王和國家存在的基石，所以要以“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的種種制度設計來保障民眾的養生和喪死得以落實。基于此種制度設計，孟子認為，只要君王照著做，就可以實現王天下的政治目標：“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同時，為了確保政治制度設計的順利實施，孟子對于如何進行心性修養也作了相應探討，并以此作為政治行為的內在根基。他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與政治行為中要時時觀照和擴充自己的“四端之心”，察識培固心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至于如何擴充、培固和挺立起自己的道德本心，孟子認為要做到：求放心、養氣、寡欲、先立乎其大、盡心等。唯有這樣做，才能真正挺立起人的道德主體性，充分完善人存在的最大價值及合理性，并最終成就王者安定天下的大業。
綜上來看，孔子是孟子建構政治理論、成就道德人格的示范者與領路人。孟子對孔子的服膺，讓他沿著孔子所開辟的儒家思想道路堅定地前行下去，并最終與孔子一起成為歷史長河中被人們所銘記和感念的儒家圣賢。
作者：王曉潔，哲學博士，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出版獨著《章太炎<齊物論釋>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中國哲學史》《現代哲學》《浙江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章太炎《齊物論釋》哲學思想與濟世理想研究”。
原載：《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