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化中的家國情懷
中華民族素有珍視家庭、憂國憂民的家國意識和情懷，“位卑未敢忘憂國”“家書抵萬金”，這種濃郁的家國意識和情懷亦可謂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理念，彰顯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精神基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君子文化與家國觀念是統一的，二者只是從不同向度揭示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君子文化中蘊含著中國人對家國的基本理念，家國意識和情懷也體現著基本的君子之德。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家國不但構成君子之德生發的根基，也構成了君子德行實踐的基本領域。君子身可外家國而心不可外家國，有家有國方有君子之德，是以真正的君子，必重家國。
家是君子之道生發的現實基礎
儒家之道，誠如辜鴻銘所說，本質上就是君子之道。“孔子的全部哲學體系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即‘君子之道’。”儒家的君子之道，從其產生的現實基礎來說，實產生于對“家”的理解和認同基礎之上。家，構成了君子之道生發的現實基礎或根基。在現實的經驗層面，儒家對君子人格的證成和追求，是訴諸現實的家庭關系的。家，才是人們培育和實踐君子德行的現實基礎場域。離開家庭觀念，就沒有所謂君子之德。《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中庸》也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是本乎天地之道的，但它實踐的根基和生發的現實關系，卻是夫婦之道。
夫婦的組合，這是家之為家的核心要件和主干，以此為核心，才能衍生出更為復雜的家庭、家族關系。“家和萬事興”，“家和”的要義取決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夫婦關系。夫婦關系正是家庭關系首要的、基礎的關系，因此，夫婦之道即成為培養君子人格和踐行君子之道的開端。在儒家看來，離開婚姻、家庭，也就失去了構成人的實際品德的實踐基礎和核心場域，是以君子必重婚姻、家庭。家是個體身心的載體，夫婦、父子是君子生命實現的內在構成，真君子愛妻教子，是因為妻兒老小就是自己生命的顯化形式，自己的身體是隸屬在這些基本的家庭人倫當中的。故孔子說：“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后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
重家國是君子之德的應有之義
在傳統君子文化中，對國的重視，也是培育和踐行君子之德的邏輯要求。夫婦之道，是君臣、父子之道之本，君臣、父子等其他人倫是夫婦之道的邏輯生成，因而也是君子之德生成和踐行的邏輯順序中的必要途徑和環節。故《荀子·大略》說：“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在傳統文化中，“國”的統治者往往是“君”，“君”也可謂國之代表或象征，因此對君臣關系這一基本的人倫的恪守和維護也構成了君子之德實踐的重要向度。恪守君臣之義、奉公盡忠，為以國君為代表的國家利益而奮斗、奉獻，也是君子之為君子的自然要求。這表現在君子在一般情況下對社會統治者、治理者的尊重、敬畏，注意建立和維護領導者的威信。是以君子除了敬畏作為人類社會根本法則的“天命”，也敬畏作為社會管理者、觀念的塑造者、引領者的“大人”“圣人”。如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不過，儒家對“君臣之義”的恪守并不是建立在單方面對“君”或“大人”的服從與配合上，不是強調人們對君或大人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而是在強調“君主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種政治倫理。君主必須是那種體悟了天地之道并能實踐天地之道的人，必須具備“大德”“明德”，只有這樣，君子的統治以及人們對君主的服從才具有當然的合法性。而這個“大德”或“明德”即是指君主在體悟上天的創生之德、好生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愛護人民、重視民生、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民本”德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心民意即是天心天意，人民是天命的現實載體和表達，因此，從國家的存在主體和根本意志而言，人民才是國家的真正代表和主體構成，因而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正義性從根本上看也取決于這個國家所持的是不是人民的立場。《禮記·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儒家這種觀點，在賦予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事實上也把人民視為國家存在的主要形式和施政的根本方向。因此，從儒家的這種觀點來看，“憂民”“養民”就構成愛國情感的集中表達。一個熱愛國家、關心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君子，必然是一個樂以民生、憂以民生并敢于為民請命之人。《尚書》說“惟天惠民”，是以“慢神虐民”“皇天弗保”。良善的政治和統治者的德行，只在于統治者是否能夠全身心地去“裕民”“養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君子重家國，這是君子之德的應有之義、核心內容。總體來看，作為“君子之德”重要內容的君子文化中的家國意識和情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建立在儒家對天人關系的理解基礎之上。如張載說，“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君子就是參悟天道、天理而實踐于人生之人，所謂“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夫婦、父子等家庭之道，君臣、國家之原則、法度，都是法天之道而有的人間定理、常理。這恰如二程所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二，家國一體、倫理同構，家庭倫理和君臣國家之倫理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和界限。“國之本在家”，國家倫理是家庭倫理“推恩”的結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以在傳統君子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是統一于君子的生命當中的。“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總之，真正的君子，必重家國。外家國而私其身，何以為君子？
家是君子之道生發的現實基礎
儒家之道，誠如辜鴻銘所說，本質上就是君子之道。“孔子的全部哲學體系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即‘君子之道’。”儒家的君子之道，從其產生的現實基礎來說，實產生于對“家”的理解和認同基礎之上。家，構成了君子之道生發的現實基礎或根基。在現實的經驗層面，儒家對君子人格的證成和追求，是訴諸現實的家庭關系的。家，才是人們培育和實踐君子德行的現實基礎場域。離開家庭觀念，就沒有所謂君子之德。《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中庸》也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是本乎天地之道的，但它實踐的根基和生發的現實關系，卻是夫婦之道。
夫婦的組合，這是家之為家的核心要件和主干，以此為核心，才能衍生出更為復雜的家庭、家族關系。“家和萬事興”，“家和”的要義取決于我們如何正確處理夫婦關系。夫婦關系正是家庭關系首要的、基礎的關系，因此，夫婦之道即成為培養君子人格和踐行君子之道的開端。在儒家看來，離開婚姻、家庭，也就失去了構成人的實際品德的實踐基礎和核心場域，是以君子必重婚姻、家庭。家是個體身心的載體，夫婦、父子是君子生命實現的內在構成，真君子愛妻教子，是因為妻兒老小就是自己生命的顯化形式，自己的身體是隸屬在這些基本的家庭人倫當中的。故孔子說：“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后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
重家國是君子之德的應有之義
在傳統君子文化中，對國的重視，也是培育和踐行君子之德的邏輯要求。夫婦之道，是君臣、父子之道之本，君臣、父子等其他人倫是夫婦之道的邏輯生成，因而也是君子之德生成和踐行的邏輯順序中的必要途徑和環節。故《荀子·大略》說：“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在傳統文化中，“國”的統治者往往是“君”，“君”也可謂國之代表或象征，因此對君臣關系這一基本的人倫的恪守和維護也構成了君子之德實踐的重要向度。恪守君臣之義、奉公盡忠，為以國君為代表的國家利益而奮斗、奉獻，也是君子之為君子的自然要求。這表現在君子在一般情況下對社會統治者、治理者的尊重、敬畏，注意建立和維護領導者的威信。是以君子除了敬畏作為人類社會根本法則的“天命”，也敬畏作為社會管理者、觀念的塑造者、引領者的“大人”“圣人”。如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不過，儒家對“君臣之義”的恪守并不是建立在單方面對“君”或“大人”的服從與配合上，不是強調人們對君或大人有絕對服從的義務，而是在強調“君主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一種政治倫理。君主必須是那種體悟了天地之道并能實踐天地之道的人，必須具備“大德”“明德”，只有這樣，君子的統治以及人們對君主的服從才具有當然的合法性。而這個“大德”或“明德”即是指君主在體悟上天的創生之德、好生之德的前提下，形成的愛護人民、重視民生、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民本”德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心民意即是天心天意，人民是天命的現實載體和表達，因此，從國家的存在主體和根本意志而言，人民才是國家的真正代表和主體構成，因而國家存在的合法性、正義性從根本上看也取決于這個國家所持的是不是人民的立場。《禮記·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儒家這種觀點，在賦予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事實上也把人民視為國家存在的主要形式和施政的根本方向。因此，從儒家的這種觀點來看，“憂民”“養民”就構成愛國情感的集中表達。一個熱愛國家、關心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君子，必然是一個樂以民生、憂以民生并敢于為民請命之人。《尚書》說“惟天惠民”，是以“慢神虐民”“皇天弗保”。良善的政治和統治者的德行，只在于統治者是否能夠全身心地去“裕民”“養民”。“足國之道，節用裕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君子重家國，這是君子之德的應有之義、核心內容。總體來看，作為“君子之德”重要內容的君子文化中的家國意識和情懷，有兩個基本特征：其一，建立在儒家對天人關系的理解基礎之上。如張載說，“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君子就是參悟天道、天理而實踐于人生之人，所謂“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夫婦、父子等家庭之道，君臣、國家之原則、法度，都是法天之道而有的人間定理、常理。這恰如二程所言，“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二，家國一體、倫理同構，家庭倫理和君臣國家之倫理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和界限。“國之本在家”，國家倫理是家庭倫理“推恩”的結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所以在傳統君子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是統一于君子的生命當中的。“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總之，真正的君子，必重家國。外家國而私其身，何以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