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庸》原是先秦儒家的兩篇文章，為孔門“七十子后學”所撰，成書約在戰國時期。《大學》主要討論儒家的內圣外王之道，相傳為孔子弟子曾參所作。《中庸》主要討論性命之學和中庸之道，相傳為孔子之孫子思所作。西漢時期，二篇被編入《禮記》，成為儒家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漢鄭玄有注。六朝隋唐時期，二篇隨“三禮”之學而廣為流傳，其中《中庸》尤顯著。到了宋代，在程顥、程頤、朱熹等儒家學者的努力下，二篇從《禮記》中逐步獨立，與《論語》《孟子》一起編為“四書”，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
《大學》《中庸》的經典化歷程
春秋戰國時期，以血緣關系和宗法制度為基礎的世襲貴族統治舊體系開始瓦解，士階層開始崛起，新的君臣關系也開始確立。結合歷史背景來看，《大學》《中庸》無疑代表了兩個時代。春秋之時，周室衰微、禮崩樂壞，當此之時，孔子主張恢復周禮，倡導仁義和擔當精神。《大學》屬于舊的時代，面對王道浸壞、教化不行的現實，提出了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領，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讓人們遵守舊的社會規則。如其首章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要求天子“修身”，當然只是儒家的一種政治理想。從戰國乃至秦漢以后的兩千年帝制時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從來沒有實現過，朱熹就曾經這樣感慨過：“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答陳同甫》）
戰國是一個詭譎尚詐的時代，辯士縱橫、游說馳騁。面對譎詐流行、情偽萬方的社會現實，儒家學派內部也起了變化。一部分人繼續舉著仁義道德的旗幟，但不免流于虛文，甚至是虛偽；另一部分人則強調“慎其獨”“誠其意”，在經與權、道德原則與現實生存之間取得一種平衡。“中庸之道”是一種高明的人生哲學，“庸”有平常、恒常、日用三義。因其微妙難知，不易達到，故頗為后世儒生推崇，為自古圣賢一脈相傳，為孔門心法。
《大學》《中庸》從《禮記》獨立而為經典，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歷史進程。與《大學》相較，《中庸》似更早為世人所熟知，《漢志》已有“《中庸說》二篇”，且有不少引用《中庸》的文字。如武帝時公孫弘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這段話顯然來自《中庸》“哀公問政”。《鹽鐵論·徭役》賢良文學也曾引《中庸》為說。到了南朝，劉宋戴颙撰《禮記中庸傳》，梁武帝蕭衍撰《中庸講疏》，可以說《中庸》的經典化至此已完成。
《禮記》本《大學》自漢以來傳承不絕，“唐以前無別行之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初唐孔穎達在鄭玄注的基礎上為《禮記·中庸》作疏，然尚未獨立表彰《大學》之價值。中唐韓愈、李翱等將《大學》《中庸》視為與《孟子》《易經》同等重要的“經書”。到了宋代，《大學》日益受到朝廷和學者們的重視，成為“經筵”講學之內容。學者開始闡發其義理，如司馬光就有《大學廣義》《中庸廣義》等著作。更有學者重新闡釋《大學》的義理以建構儒家的道統，此以理學家程頤、朱熹為代表。程頤認為《大學》傳承了孔門心法，作《大學定本》一卷。（《河南程氏經說》）朱熹對《大學》也十分推重，并對《禮記》本《大學》的章節內容、次序等予以重新編定，其《大學章句》云：“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可以說，《大學》的經典化至兩宋始完成。
朱熹為《大學》《中庸》作章句，與《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一起合稱《四書章句集注》，于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刊刻問世。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間恢復科舉，以《四書章句集注》取士，奠定了元代以后《大學》《中庸》在社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時期，作為科舉考試的官方教材，包括《大學》《中庸》在內的“四書”地位甚至在《五經》之上——相對于漢唐時期的“五經時代”，這一時期又被稱為“四書時代”。
《大學》《中庸》的獨特價值
步入近現代，蹣跚前行的中華民族遭遇到西方文明的嚴峻挑戰，中國的有識之士在內憂外患中思索著國家前進的方向，同時也對傳統經典作出了富有個人色彩和時代氣息的解讀，如嚴復以“自由”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的“明德”，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經學時代結束了，《大學》《中庸》作為傳統經學的一部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以比較文明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經典，《大學》《中庸》在洗滌心靈、安頓生命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價值。大學之道的核心是教化，教化自己，教化別人，引人向善。個人修養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教化是講方法和分階段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諸句所言頗類似佛家所說的“戒、定、慧”，知止即是戒，有所不為；有所不為，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也就是得到智慧（正見、正思維）。《大學》所講的知止而后有得的思想，對于喧囂浮躁的現代文明無疑是一劑良藥。中庸之教的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慈濟眾生，強調時中、用中，存中觀、行中道而不偏頗、不詭激。在紛繁復雜的當代社會，待人接物、立身處世如何掌握原則、把握分寸，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今天的我們閱讀《大學》《中庸》還需要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不能單講道德，不講規則。早期儒家講道德有兩個缺點：一是受到政治的影響，二是容易有功利心。儒家關心的個人修養，主要是一種道德修養，重視個人道德層次的提高。這種道德修養如果限制于精神修煉和個人提升，當然是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會的，但一旦被人利用，就可能會背離其初衷，甚至走向反面。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是好的，如《大學》所言“為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但如果只講道德，只是勸善，不講法律和規則，沒有監督和制約，就會成為統治者約束他人、戕害他人的統治工具，甚至“率天下以偽”，最終走向道德的反面。
第二，不能無視利益和欲望。《大學》的“明明德”，理學家朱熹以“存天理滅人欲”解之，這是以理學解《大學》。其實，如果我們將“明德”理解為正法（天理），可以參照古代印度的思想，兼顧法（正法）、利（利益）、欲（欲望）三個方面。《左傳·成公十六年》載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在追求道德理想（正法、天理）的同時，要兼顧利益，要正視欲望的存在。
第三，要有現代眼光和批判意識。近代思想家嚴復以崇尚個性和實現個人價值來闡釋《大學》的“明德”，值得我們借鑒。嚴復云：“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異撰而各臻乎其極。”“明德”即“成己”，是實現個人價值；“新民”即“成物”，是實現社會理想。順著嚴復的思路再進一步，我們可以將《大學》的“明德”理解為“自由”，從而對《大學》的“三綱領”作出新的解釋：“明明德”是自己獲得自由，“新民”是使人獲得自由，“止于至善”是實現共同自由。對常人而言，“成圣成王”的理想太過遙遠，而心靈的快樂和自由卻可由自己把握，也更為真實。
如果說，大學之道在導人向善，中庸之教在使人心安，那么更高的一個層次是擺脫各種束縛和羈絆，獲得心靈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并使別人也獲得這種自由。我想，這是我們閱讀《大學》《中庸》等中國傳統經典所應抱持的一點理想和希望。
作者：陳君，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