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有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或許是在漢語語境當中最早出現的有關“文化”的內容和解釋。在中華文化傳統中，始終強調了文以載道的載體作用和化育萬方的教化作用，二者互為表里，一代代先賢圣哲著書立說，立德立言；一輩輩學人筆耕不輟，導育后學，使得中華文化得以賡續相傳，歷久彌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可見，無論是從歷史傳承還是現代化建設的維度，“文化”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由尼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合研究生院在鄒城舉辦的2024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研究生研修活動于8月如期舉行。能夠和來自全國16所共建高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研究生齊聚孔孟故里，共同探尋和學習儒家文化，思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具體實踐中的應有之義，我倍感榮幸。在為期六天的學習和多種形式的研修活動當中，我深刻認識到了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和使命感。作為一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的博士研究生，更應該勤修仁愛之心，常懷報國之志，涵養浩然之氣，為往圣繼絕學，成就學問，為更好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文化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初到鄒城，我便深深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在去孟苑的車上，我和司機師傅在前半程幾乎沒有任何交流。當進入鄒城市區之后，司機師傅問起了我此行的目的，當得知我是來參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修活動時，司機師傅格外激動，表示自己也非常熱愛傳統文化，認為優秀的傳統文化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并且表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自此直到終點，師傅的話題就沒有停止過。他向我分享了他的旅行經歷，所見所聞，人生感悟，還有讓師傅頗為自豪的由他自己原創的三百多首古體詩歌。司機師傅的創作體裁非常廣泛，有律詩，有絕句，還有在各種詞牌下填寫的詞句。在這些詩句當中，有泰山的日出，有異地的風光，有身處天涯海角的感懷，也有西北風煙的喟嘆，有感古悲秋，有春日繁花，有韶華易逝的無奈，也有無畏人生的態度。在他的世界中，既有豁達奔放如李白、蘇軾的豪邁，也有溫存細膩如李清照、李煜的婉約。在這樣的人生態度當中，一切的修辭，怎么樣的文體，對仗是不是工整，音韻是不是和諧都顯得那么微不足道，這才是“文化”，是真正融入國人血脈生活的文化。從司機師傅的言語中可以發現，他豁達樂觀，還有自己的喜好，有他的詩詞陪伴著他，并且時刻給予他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這一刻，我理解了何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是融入了中國人骨血中的溫良，抽象文化的具象表現究竟是怎樣的模樣。
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的今天，精神位面的豐富程度追趕不上物質膨脹步伐的時候，往往給人們或多或少地帶來各種層面焦慮或是負面情緒。人們開始過分地關注安身立命之所——房子；宣示富貴之物——，車子；寄予厚望之人——孩子。房子是不是夠大，車子是不是夠好，孩子是不是夠優秀這一系列物化的標準，足以讓已得之人在“超人之處”迷失自我；讓未得之人在“人微言輕”中終日惶惶。當親友的問詢無外工資工作，好友的話題只剩升遷乏術，富貴無門的時候，就真的需要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何在，精神力量何在。誠然，不管蘇軾還是李白，都不能給人送來切實的物質財富；“君王天下事”可能終我們一生都不會與之產生任何關聯；經濟束縛可能讓我們難以得見風花雪月、河山壯美。但是，倘若我們多和身邊人聊一聊孔子顛沛一生也仁者愛人，以天下為己任，傳道育人；聊一聊顏回子安貧樂道，不改其志的高尚品格；聊一聊朱子慎思明辨，追求源頭活水的精神；聊一聊陽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智慧，讓教科書中的先賢圣哲不再是要完成的課業任務，而是真正的走進我們的生活，最終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融匯進我們的精神和品格。至少，在物質生活的道路看似走到盡頭的時候，精神世界里始終有一個聲音堅定地說：日月山河仍在，人生總有路可走。文化的力量，可見一斑。它不單是對人精神的塑造，也是獨立人格構建的助力，也是人類文明歷史賡續傳承的重要見證。
本次研修活動組織參觀了孔子研究院、孔府、孔廟、孔林、孟廟、孟府等儒家文化場所，給予了所有參與研修的同學走出教室，實地感受文化積淀和儒家文化見證實體的機會。通過實地研學，講解員老師認真、生動的講解，對儒家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產生、發展脈絡有了更為清晰和深刻的理解。《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一部書，被后世儒家列為“四書”之一，是保存記述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孔子名丘，字仲尼，先秦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也是公認的中國第一位私人教師，開創了“私學”的先河。孔子“正名”的思想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內容和一個基本出發點。這源于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諸侯割據，紛爭不斷，禮崩樂壞的時代。作為沒落士族階層的代表，他認為造成社會混亂的原因在于，諸侯不安于現狀，僭越禮制，妄圖爭霸天下；天子失位，不能號令諸侯，不掌握實權；臣民百姓不事生產，不專農耕；商人逐利，士人求名求官。所以孔子認為平天下的方法在于“克己復禮”，即恢復周禮，恢復古代圣王所建立的秩序。而其中首要的便是通過“正名”建立對應的秩序，使人各安其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君王，臣子，父族，子輩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君王應該效法先王，行圣王之道教化萬民；臣子要鞠躬盡瘁，輔佐圣主；在家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長幼有別，尊卑有序。任何人都不能越軌行事，要安于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按照孔子所說，他一生的修養歷程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五十知天命”，“天命”所在便是認清自己的位置，能夠在自己的位置上安于天命，不強求，不越界，不爭搶，只要安于或者說認清了自己的“天命”，也就是自己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之后，那么就個人而言的一切由爭奪和不安造成的煩惱都不復存在了；就國家和社會而言，人人安于本分，國家也就不再動蕩，社會也就安定下來了。所以“正名”的思想是孔子“克己復禮”乃至平天下的重要一步，更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一環。在“正名”“知命”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仁”。“仁”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忠恕近仁”等都是孔子對于“仁”的解釋。作為孔子思想的核心，他認為，懷有“仁”的人首先要愛別人，其次要能夠反省自己，克服自己的缺陷，用“禮”來約束自己，用“仁”來要求自己。然后還要能夠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都是實現“仁”的方法。為了突出“仁”的重要性，并且樹立正確的“仁”的標桿，孔子還引出了“義”與“利”，“君子”與“小人”的辨別。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由此可見，孔子從“正名”的思想出發，循循善誘，教導人們如何去實現自身的價值，提升自我的境界，做一個以“仁”為己任的知命，樂天的人。同時，這也為如何終止那個禮崩樂壞的社會提供了孔子或者說儒家自己的方案。
進一步來說，儒家所倡導的“仁愛”，“仁”可以說是對于自我的認識和自我的覺醒，“愛”則是在仁基礎之上的進一步要求，是對于“仁者愛人”的進一步闡發和推廣，從愛自己到愛別人，推己及人。儒家以正名、知命為出發點，啟發人們去找準自己的定位，實現自己的價值，這里的“愛人”更多的是愛自己，只有認識到自身的價值，找到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位置，才能避免自我的撕裂和自我價值的否定，進而由社會個體的自洽發展到整個社會內部的良性互動。在此基礎上，“愛人”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涉及到社會群體當中產生關聯的每一個具體的人。這樣的“愛人”，由于適用范圍的不同，在家庭范圍，在政權統治的范圍，在普世價值的范圍當中就分別闡發為儒家所追求的修齊治平中的家國天下。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的仁愛思想可以說是愛自己乃至愛天下的。從先后順序論，二者不可顛倒，只有通過修身愛己的錘煉，才能夠進一步地去愛別人，愛家，愛國，愛天下；從結果論，能夠愛人的仁者，或者說擁有了愛己基礎的仁人，必然會自然而然地追求齊家治國平天下，并最終實現修齊治平的目標。這樣說來，愛自己其實就是愛天下，二者只是一條道路的起點和終點，而不是不同的道路。從這個層面來看，儒家發展到心學階段，探索和闡發生命本體的時候，強調心即理也，吾心即是宇宙，也是植根于“愛人”以及“愛天下”所闡述的基本邏輯和架構的。愛自己就是愛天下，那么就讓自己成為宇宙，成為天下。對于如何愛自己，如何成就自己的問題，孟子提出了“養浩然之氣”的方法。即是內心修養剛毅不屈，不畏艱難的品格；對外修養愛人如己的品格。進而闡發出了自身修養與家國天下結合的“內圣外王”之道。
本次研修活動收獲頗豐，文字難以盡表，只能截取其中片段，聊表拙見。再次對尼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合研究生院提供的平臺和學習機會表示感激；對研修活動中所有組織、參與和保障研修活動順利進行的老師和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對研修活動中碰撞出思想火花、相互學習的同學們表示榮幸，并期待日后更為深入地交流和探討。在日后的學習和生活中，必定會始終牢記黨和國家的囑托，與祖國同行，與時代同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革迭起中，繼承好，弘揚好，發展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永葆持之以恒的文化力量。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負習近平主席對于青年的寄語：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懷抱夢想又腳踏實地，敢想敢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擔當、能吃苦、肯奮斗的新時代好青年，讓青春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火熱實踐中綻放絢麗之花。
（作者：尼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聯合研究生院2024級專項博士生、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凱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