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恒：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
先民對君子人格的鍛造，從起初就極為重視“誠”這一尺度，宋儒更是將其提升至“本體”高度，重構“誠禮兼修”的君子修養。傳統“誠”論所蘊含的求真務實、警醒慎動等修養要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等修養方法，對于塑造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新時代君子，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
作為道德理想人格的“君子”，脫胎于西周作為身份地位的“君子”。春秋人格義君子的出現，既伴隨著指稱對象的轉換——由上位階層擴展至平民階層，也蘊含著評價標準的迭變——由“因位而名”變為“因德而名”。正是在這一轉變中，“誠”凸顯為君子人格的重要尺度?！洞髮W》言“君子必誠其意”，《中庸》言“君子誠之為貴”。思孟學派更是將“誠”提升至“天道”的高度，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成為天地化育的規律。
“誠”之所以能從眾德之中脫穎而出，成為關乎君子人格鍛造的重要德目，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代表著事物完滿、成就的美好狀態。據《說文解字》，“誠，信也”，“信，誠也”，誠、信互訓。孟子曾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信”即真有、實有。朱熹曾言，“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誠”即至實、無妄。誠、信皆指實有其德、真實無妄。無論人還是物，若能充分展現實有之德，便可走向成就、走向完滿，是為“誠者自成”“不誠無物”。
及至宋代，隨著“天人合一”命題的提出及相關觀念的成熟，宋儒視天地萬物為統一的“生命體”。既然天人合一，“誠”便不僅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是世界之道。既是如此，“誠”自然也關乎道德理想人格的鍛造。周敦頤代表作《通書》開宗明義提出“誠者，圣人之本”，后又言“圣，誠而已矣”。同時代的邵雍、張載等大儒也提出“誠者主性之具”“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等重要論斷，凸顯“誠”在道德理想人格塑造中的核心地位。
誠禮兼修，體用貫通
當“誠”成為君子人格的核心尺度，君子的養成功夫也就有了實落之處?！吨杏埂吩跇?ldquo;誠”為天道的同時，提出了相應的人道，即“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即“擇善而固執之”?！吨杏埂愤€進一步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細目。
早期圍繞“誠”的君子修養功夫又有不同取徑，或注重內在德性修養（存心養性），或強調外在德行修養（隆禮重法）。內外不同的取徑時有張力難以平衡，歷代士風便在“苦節”與“曠蕩”之間搖擺不定。究其原因，不同取徑雖各有側重，但皆有道理，而經驗性的“本末”思維往往只能擇一端而言，缺乏統一本末的能力，導致“說本便遺卻末”。
周敦頤說，“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后至”，可謂一語提挈君子修養工夫之綱領。誠如朱熹所言，“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乾乾于誠”是體、是目標，“去惡進善”是用、是方法，二者雖有側重但統一不二。“乾乾于誠”之為體，是因周敦頤賦予“誠”以超越時空限制（“寂然不動”）和超越善惡分別（“純粹至善”）的新內涵，使其從經驗視野一躍而至超越畛域，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成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為實現明于誠、至于誠的終極目標，便須“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即在點滴日常中去惡進善。
張載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征，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后，須兼修之。”“誠意”即乾乾于誠，是體；“行禮”即去惡進善，是用。無論周敦頤還是張載，都試圖以體用貫通的新思維解決傳統君子修養中的內外兼修難題，其中蘊含的誠禮兼修、體用貫通的方法論極具啟示意義。
務實慎動，中道而行
君子是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文化在歷史上強力參與塑造了中華文明的道德品格，影響延及東亞、東南亞。從“誠”的視角深入挖掘君子文化，尤其是其提出的務實、慎動等要求，可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的主體轉型，尤其是領導干部君子人格塑造，提供有益啟示。
“誠”至真至實，這就要求君子修養須求真務實。從傳統智慧來看，求真務實首先意味著不斷進德修業，遠離虛名浮利。君子應“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視軒冕如錙銖，視金玉如塵土。如果能夠從思想上輕視虛名浮利，君子就不會再為其所累，而能“常泰無不足”。從時代要求來看，求真務實還意味著務求真知實行，遠離虛偽空談。務求真知即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不斷深化科學認識，把握客觀規律；務求實行即腳踏實地，勤勉做事，不斷解決實際問題，推動自身與事業發展。
“誠”自然自足，這就要求君子修養須警醒慎動。君子文化強調“慎獨”，即獨處時亦應誡慎警醒、不自欺。當“誠”被提升為世界“本體”后，慎獨便具有了哲學上的必然性。因為“誠體”是天所賦予、人所秉受的正理，人人都有，自然而完滿，只要能保全、澄明這一“誠體”，便是圣人君子。既然如此，君子無論在公共事務還是私人事務中，都應警醒慎動、去惡進善，不能妄造事端。“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妄動、邪動只會自取其辱、害人害己。
作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誠”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多面的要求，誠實、誠信、忠誠等皆從此引申而來。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者，新時代君子既要求真務實又要警醒慎動，找到一條以“誠”統一“為”與“不為”的中道。君子擇中道而行。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
作為道德理想人格的“君子”，脫胎于西周作為身份地位的“君子”。春秋人格義君子的出現，既伴隨著指稱對象的轉換——由上位階層擴展至平民階層，也蘊含著評價標準的迭變——由“因位而名”變為“因德而名”。正是在這一轉變中，“誠”凸顯為君子人格的重要尺度?！洞髮W》言“君子必誠其意”，《中庸》言“君子誠之為貴”。思孟學派更是將“誠”提升至“天道”的高度，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成為天地化育的規律。
“誠”之所以能從眾德之中脫穎而出，成為關乎君子人格鍛造的重要德目，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代表著事物完滿、成就的美好狀態。據《說文解字》，“誠，信也”，“信，誠也”，誠、信互訓。孟子曾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信”即真有、實有。朱熹曾言，“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誠”即至實、無妄。誠、信皆指實有其德、真實無妄。無論人還是物，若能充分展現實有之德，便可走向成就、走向完滿，是為“誠者自成”“不誠無物”。
及至宋代，隨著“天人合一”命題的提出及相關觀念的成熟，宋儒視天地萬物為統一的“生命體”。既然天人合一，“誠”便不僅是天之道，也是人之道，是世界之道。既是如此，“誠”自然也關乎道德理想人格的鍛造。周敦頤代表作《通書》開宗明義提出“誠者，圣人之本”，后又言“圣，誠而已矣”。同時代的邵雍、張載等大儒也提出“誠者主性之具”“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等重要論斷，凸顯“誠”在道德理想人格塑造中的核心地位。
誠禮兼修，體用貫通
當“誠”成為君子人格的核心尺度，君子的養成功夫也就有了實落之處?！吨杏埂吩跇?ldquo;誠”為天道的同時，提出了相應的人道，即“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即“擇善而固執之”?！吨杏埂愤€進一步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細目。
早期圍繞“誠”的君子修養功夫又有不同取徑，或注重內在德性修養（存心養性），或強調外在德行修養（隆禮重法）。內外不同的取徑時有張力難以平衡，歷代士風便在“苦節”與“曠蕩”之間搖擺不定。究其原因，不同取徑雖各有側重，但皆有道理，而經驗性的“本末”思維往往只能擇一端而言，缺乏統一本末的能力，導致“說本便遺卻末”。
周敦頤說，“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后至”，可謂一語提挈君子修養工夫之綱領。誠如朱熹所言，“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乾乾于誠”是體、是目標，“去惡進善”是用、是方法，二者雖有側重但統一不二。“乾乾于誠”之為體，是因周敦頤賦予“誠”以超越時空限制（“寂然不動”）和超越善惡分別（“純粹至善”）的新內涵，使其從經驗視野一躍而至超越畛域，具有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成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為實現明于誠、至于誠的終極目標，便須“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即在點滴日常中去惡進善。
張載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征，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后，須兼修之。”“誠意”即乾乾于誠，是體；“行禮”即去惡進善，是用。無論周敦頤還是張載，都試圖以體用貫通的新思維解決傳統君子修養中的內外兼修難題，其中蘊含的誠禮兼修、體用貫通的方法論極具啟示意義。
務實慎動，中道而行
君子是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道德理想人格，君子文化在歷史上強力參與塑造了中華文明的道德品格，影響延及東亞、東南亞。從“誠”的視角深入挖掘君子文化，尤其是其提出的務實、慎動等要求，可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的主體轉型，尤其是領導干部君子人格塑造，提供有益啟示。
“誠”至真至實，這就要求君子修養須求真務實。從傳統智慧來看，求真務實首先意味著不斷進德修業，遠離虛名浮利。君子應“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視軒冕如錙銖，視金玉如塵土。如果能夠從思想上輕視虛名浮利，君子就不會再為其所累，而能“常泰無不足”。從時代要求來看，求真務實還意味著務求真知實行，遠離虛偽空談。務求真知即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不斷深化科學認識，把握客觀規律；務求實行即腳踏實地，勤勉做事，不斷解決實際問題，推動自身與事業發展。
“誠”自然自足，這就要求君子修養須警醒慎動。君子文化強調“慎獨”，即獨處時亦應誡慎警醒、不自欺。當“誠”被提升為世界“本體”后，慎獨便具有了哲學上的必然性。因為“誠體”是天所賦予、人所秉受的正理，人人都有，自然而完滿，只要能保全、澄明這一“誠體”，便是圣人君子。既然如此，君子無論在公共事務還是私人事務中，都應警醒慎動、去惡進善，不能妄造事端。“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妄動、邪動只會自取其辱、害人害己。
作為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誠”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多面的要求，誠實、誠信、忠誠等皆從此引申而來。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者，新時代君子既要求真務實又要警醒慎動，找到一條以“誠”統一“為”與“不為”的中道。君子擇中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