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儒家的開宗及代表，孔子的形象不僅受到廣泛稱述，而且歷經了多番更動。先師、圣人、素王、教主……種種形象塑造，實構成一幅觀念圖景，生動反映著思想的流變與歷史的轉進?；钴S于中晚明時期的陽明學者，對舊有的孔子形象作了新的調整。這些描摹雖不盡合于“真相的孔子”（顧頡剛語），卻深刻透顯出隨時代躍動的心學特質和儒學精神。
不完滿的圣人
孔子在世時，已被弟子推尊為多能的天縱之圣。兩漢時期，孔子經讖緯的神化而成為一位素王，其先天為圣、生而知之。魏晉玄學也承繼了此種圣凡懸絕的觀念。直至宋代，孔子的形象才脫卻神秘、回歸平實，但仍葆有多知多能的圣人特質。以朱子為代表的理學家標舉儒家本旨，主張圣人可學。在他們看來，知識學習對于培養道德人格和治世才能，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陽明學者有見于單純追求知識有礙成德，拒絕將知識、才能納入圣人的評價標準。此即是說，圣人只須達到道德上的純粹與整全，而不必追求才識上的完滿。《論語》中記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朱子以為孔子是“雖知亦問”，意在表達敬謹。王陽明則坦言，孔子確在知識上存在不足。畢竟天下事物不可勝數，孔子不可能盡知。更為重要的是，圣之為圣，只取決于德性，知識對圣人本質并無決定作用，孔子也不必盡知。圣人之本，“惟在于此心純乎天理，而不在于才能”（《陽明先生遺言錄》），猶如精金的本質，在于成色純足，不含銅鐵等雜質，而不在于分兩的輕重。王陽明以該譬喻巧妙地指出，不同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如同精金的分兩有輕重之別。孔子的才力雖不及堯舜，但他們同為足色，即德性精純，所以都被稱作圣人。這充分表明，圣人的評價標準，唯有道德一項。陽明的高第王畿提出，有關這一圣人標準，孔子本人實已明白說破。當子貢稱贊他是“多學而識之者”時，孔子斷然予以否定。面對前來請教的鄙夫，孔子也聲稱自己“空空如也”。其之所以不以博學者自居，正因為知識并非道德成就的必要條件。才智的增長無法直接將人引向道德實踐，有時甚至還產生遮蔽作用，“反為良知之害”。（《王畿集》）如果兼取才智，以論定圣人資格，極易造成虛偽功利之風。對此，王陽明有著敏銳的洞察：“蘇秦、張儀之智，也是圣人之資。后世事業文章，許多豪杰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傳習錄》）明代士人受朱子學及科舉制影響，普遍歆羨圣人外顯的才識，一味追求泛觀博覽，卻不務反躬內省。陽明學者通過揭示孔子知性上的不完滿，重新彰顯了儒家為己之學的精神，對糾治士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由于圣人完全脫落知識向度，化身為純粹的道德人格，成圣的目標變得不再難以企及。不論職業地位、文化水平、事功業績，所有人依憑先天普遍的良知，都可以成為圣人。王陽明由此提出“個個人心有仲尼”，“滿街人都是圣人”。這種圣人觀的巨大轉變，廣泛鼓舞起世人向道的信心。
周流的講學家
在陽明學者的論說中，孔子的講學家身份得到了凸顯。何心隱提出，講學是孔子成家立派的根源。前代圣人以政令法典的方式治理天下，尚未產生講學的概念與自覺。逮及孔子，方才開創了以德性培養為宗旨的講學傳統。王艮認為，孔子雖在政治上不得志，卻始終堅守師者的責任，“修身講學以見于世”（《王心齋全集》）。陽明學者認為，作為有德無位的圣人，孔子施行教化的方式，不同于堯舜等圣王的制禮作樂，也絕非漢代素王論主張的撰經立法，而是躬行師道、從事講學。自唐宋起，孔子的形象實際已發生由“王者”到“師者”的轉換。陽明學的特別之處，在于強調孔子作為講學家，不只面向貴族精英，更主要面向社會民眾。這一點，在該派學者有關孔子周流講學的討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陽明學者普遍認為，孔子講學并非限于一時一地，而是周流四方、從不止息。這種周流式的講學，不僅跨越地域，而且受眾廣泛。如季本提出，孔子周游列國十四年，每到一地，都會授徒講學。教育的對象既有諸侯公卿，也不乏凡民庶人，“惟欲隨其所至，得英才而成之”（《說理會編》）。歷史上的孔子去魯周流，旨在游說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焦竑卻斷言，孔子此舉主要不為謀求政治地位，而“大都為講學”。孔子之所以秉持有教無類的原則，將講學的場域從杏壇擴展至四方，目的是大范圍培養有志于弘揚道義、改革社會的后繼者，從而最終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謂“為徒者滿四方，則道明于四方，而太平亦可開矣”（《焦氏四書講錄》）。此外，焦竑還進一步強調，不應將講學視作孔子政治受挫、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其本是一項主動作為的創舉。其他圣人諸如舜、禹，在野時都不曾有類似行動。這項創舉為儒者在廟堂之外，開辟了另一條行教路徑，即深入民間，教化大眾，使之產生道德上的自覺意識，從而移風易俗，建立起和諧的社會環境。焦竑等人的觀點，雖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卻鮮明地映射出陽明學自身的講學特點。王陽明倡言講學為天下首務。在他的引領下，陽明學者投身于講學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行教四方、舉會講學的風尚。面向眾人、周流講學的孔子，既是陽明學者樹立的行教典范，也是他們自身的實踐寫照。
積極的救世者
孔子所提倡的，不僅是完善道德自我的“修己”，還包括構建理想社會的“經世”，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內圣外王，一體兩面，這是古代儒者的共識。相較前人，陽明學者在傳述孔子志業時，更為著意地對其強烈的入世精神及救世情懷進行了描繪。王陽明指出，孔子生前飽受冷落非笑，卻依然汲汲于道、席不暇暖。如此積極的入世姿態，根源于他目睹生民的困苦荼毒而產生的深切情感，具言之，即與物同體、悲戚惻然的痛苦與同情。“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傳習錄》）在孔子看來，宇宙間的一切存在者都與自己息息相通。基于對世人的顧惜與憫恤，孔子將濟世救民立為志愿，奔走一生。這種視人如己、視國如家的一體之心，也是圣人仁愛精神的體現。
陽明學者的如上論說，流露出一種強烈而自覺的社會取向。他們本著對人民疾苦的真切關懷，將“外王”實踐的重心，從廟堂轉向民間，積極探索入仕以外的經世路徑，前文提及的講學只是其中的一端，此外還建立有鄉約、社學等多樣化的組織。例如，王陽明在江西南贛推行鄉約教育，以實現民眾間“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為目標。何心隱在家鄉永豐創建“聚和堂”，承辦宗族的子弟教育、婚喪嫁娶、經濟互助、賦稅管理等各方面事宜，可謂地方自治、教養合一的有益嘗試。他們的救世行動，為改善民眾生活境遇，推動明代社會發展作出了貢獻。
（作者：王碩，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