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設文化強國》，強調“始終堅持文化建設著眼于人、落腳于人”，并明確提出“文化創造核心在人”。“文化創造核心在人”這一重要論斷精準揭示了文化發展的本質規律，有力回應了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迫切現實需求，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提供了極具現實意義的思想啟迪。
1.理論邏輯：以人的主體性為核心的多維審視
從理論淵源來看，“文化創造核心在人”這一重要論斷，牢牢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人的主體性本質的經典詮釋之中。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化創造，作為人類主體自我確證的一種實踐形態，其理論內核顯而易見：人的主體性驅動著文化從萌芽、生長到繁榮的整個生成與演進過程，構成了這一宏大歷程的根本動力機制。人作為“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在文化實踐的廣闊場域里，本質上是將自身豐沛的內在精神力量，外化為具體可感的對象化成果。這一創造性的過程，絕非偶然或隨意，而是必然以人的主體性作為邏輯基石。從《詩經》中對先民質樸而堅韌品格的詩性凝練，到敦煌壁畫中佛教藝術與中原文明的符號重構，再到數字時代短視頻平臺的全民文化參與，每個人都是文化創造的參與者與推動者。這無不確鑿印證了“文化創造核心在人”這一重要論斷的科學性與真理性。
這一重要論斷同時也是人力資本理論在文化領域的延伸與體現。在創作者的維度，它體現為敏銳捕捉審美意象的能力，以及對符號系統進行深度解構與重構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創作者能夠將抽象的情感、思想轉化為富有感染力和藝術價值的文化作品，賦予作品獨特的審美魅力與精神內涵。在管理者的層面，它表現為其在文化產業運營過程中所展現出的跨文化溝通能力。憑借這種能力，管理者能夠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整合各方資源，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搭建起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橋梁。
此外，文化創造的可持續性還深深依賴于文化生態學視野下的人才共生邏輯。文化創造如同自然生態系統，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共生與相互賦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觀，是對文化生態多樣性的深切吁求。這一吁求強調了在文化創造場域中，不同類型、層次和背景的人才所具備的獨特價值。歷史與現實中的諸多實例都佐證了這一觀點：當創作者、研究者、傳播者、管理者等不同角色定位的人才，在文化創造過程中形成有機的良性互動，方能構建起相互激發、協同共進的合作網絡；當處于人才結構“塔尖”的領軍人物，憑借其卓越的創造力和引領力，與“塔基”層面的基層人才所具備的扎實基礎和廣泛參與度，形成層次分明、相互支撐的梯度結構時，文化創造方能呈現出如“萬類霜天競自由”般生機勃勃、多元繁榮的景象。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文化創造得以在代際傳承中有序推進，同時在跨界融合的創新驅動下，實現自身的迭代升級與生生不息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創造歸根結底源于人的主體性實踐，即“核心在人”。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對文化本質的哲學闡釋，是人力資本理論在精神生產領域的生動體現，更是文化生態實現永續發展的必然訴求。唯有深刻領會并切實貫徹“文化創造核心在人”這一重要論斷，將人的主體性置于文化發展的核心位置，才能精準把握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為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筑牢堅實的理論根基。
2.現實觀照：精準回應文化領域人才優先的發展訴求
當前，多樣文化碰撞、文化和科技融合，催生出一批新型文化業態，全民文化創新熱情空前高漲。但是，人才短缺、結構失衡、激勵不足等問題制約著文化創新的深度與廣度。首先，創造性問題亟待解決，創造性人才的結構性短缺仍然客觀存在。其次，文化藝術人才評價體系尚需優化，導致“天才型”人才受“標準”束縛，“工匠型”人才因激勵不足流失。再次，文化走出去存在能力缺口，懂中國文化內涵且具有國際傳播能力的跨界人才嚴重不足，人才斷層制約文化軟實力提升。“文化創造核心在人”的重要論斷，精準回應了當前我國文化人才發展的現實問題，指引我們從戰略定位、規律遵循、生態營造三個層面系統施策，構建“全周期賦能”的文化人才發展體系。
其一，在戰略定位上需確立“人才優先”的文化發展核心理念，將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納入國家戰略頂層設計，構建“頂層設計—資源配置—效果評估”三位一體的系統化實施框架。在頂層設計維度，構建領軍人才引領、青年人才儲備、基層人才支撐的梯度培養體系，明確各層次人才的規模目標、能力矩陣與職業發展路徑，形成覆蓋“塔尖引領—塔身支撐—塔基穩固”的全周期培養機制。在資源配置維度，建立中央與地方分級分類投入體系，創新“政府引導基金+社會資本”的多元化投融資模式，通過稅收優惠、項目補貼等政策引導社會力量參與人才培養，構建多主體協同的資源供給格局。在效果評估維度，構建包含人才成長率、結構優化度、創新貢獻值等核心指標的發展評估模型，將文化人才發展成效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建立專項督查機制，通過動態監測、中期評估、終期驗收的閉環管理，確保戰略規劃精準落地。
其二，在規律遵循上需構建契合文化創造特性的人才發展機制。鑒于文化創造具有個性化、長周期的特征，人才機制必須突破“標準化培養”的窠臼。在培養模式創新上，著力打造“孵化—提升—領軍”的全周期成長鏈條，針對人才發展不同階段提供精準化培育體系：針對“幼苗期”的青年人才，設立“文化新力量”孵化計劃，集成創作駐留、導師結對、成果展演等“一站式”培育服務；針對“成長期”的骨干人才，實施“跨界融合培養工程”，推動藝術院校與科技企業、文博機構建立協同培養機制，強化跨領域知識賦能；針對“成熟期”的領軍人才，建立“大師工作室”制度，賦予其資源調配、團隊組建、項目決策權等自主權限，構建高端人才領銜攻關的創新生態。在評價體系改革上，建立“分類評價+多元指標”的立體評估體系，實現從“唯標準”到“重特質”的導向轉變：對創作人才，側重考量作品的思想深度、藝術創新性及社會影響力，構建包含審美價值、文化傳播力等維度的動態評價模型；對學術人才，突出原創理論貢獻與實踐轉化能力，將決策咨詢成果等納入評價范疇，形成尊重文化創造規律的差異化評價機制。
其三，在生態營造上需著力構建“近者悅、遠者來”的文化人才棲息地，實現人才情感認同與價值實現的雙重滿足。在情感認同上，通過營造有溫度的文化歸屬感讓現有人才在創作實踐中獲得情感滋養，既要完善文化創意園區、藝術家工作室等物理空間的配套服務，更要構建尊重個性、鼓勵試錯的創作生態，讓人才在自由寬松的環境中獲得精神歸屬感，使事業平臺與情感歸屬相互賦能、共生共長。在價值實現上，以開放包容姿態打造價值引力場，一方面借助國際文化人才峰會、跨領域創新平臺等載體展現我國文化發展的廣闊前景與創新機遇，另一方面建立“成果轉化直通車”機制，打通從創意孵化到市場應用、社會價值轉化的全鏈條通道，讓人才創新成果既能獲得學術認可與社會認同，又能實現經濟價值、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的有機統一。
3.時代建構：在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中增強文化自覺
人類文明的演進軌跡深刻印證，文化的繁榮興盛始終與人的主體性覺醒同頻共振。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時代語境下，“文化創造核心在人”的重要論斷不僅是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理論錨定，更指向一個深層命題：唯有以人的全面發展為邏輯起點和價值旨歸，才能在創造性實踐中實現文化自覺的時代建構。
文化人才的價值升華，本質上是在文化創造中完成自我確證的過程。創作主體只有掙脫項目考核、數據指標等的束縛，才能全身心投入“創造性奔跑”：一方面要打破僵化的創作壁壘、優化成果轉化機制，讓人才在選題策劃、藝術表達上擁有更多自主權；另一方面要構建“容錯試錯—激勵賦能”的良性生態，為創作者提供沉潛精神世界、深耕藝術內涵的土壤。讓創作主體實現對精神世界的深度開掘，進而產出兼具思想厚度與藝術生命力的作品，這既是對其價值的終極確證，也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本質體現。
文化創造的系統性與復雜性，決定了其必然是多元主體協同共振的產物。在文化生態構建上，需打破“產學研用”的領域壁壘，推動文化藝術機構、院校、企業等主體深度融合，搭建“創意孵化—智力支持—產業落地”的創新網絡，讓文化創意通過技術轉化與市場應用，真正轉化為文化創新動能。在人才隊伍建設上，既需要領軍人才發揮引領作用，以學術影響力與創作號召力凝聚創新資源；也離不開基層人才形成“星火之勢”，通過廣泛的實踐探索和創意積累夯實文化創新的基底。當“塔尖引領”與“塔基支撐”形成有機聯動，個體智慧就能匯聚成文化創新的澎湃浪潮。在國際協作上，應創設“跨國文化人才庫”與常態化交流機制，依托藝術家駐留計劃、聯合創作工坊、跨文明對話論壇等載體，破解文化傳播中的“編碼解碼”壁壘，讓中國故事的精神內核在異文化語境中實現精準轉譯，推動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文化創造核心在人”的重要論斷已經成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文化領域的生動詮釋。它既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的當代呼應，更是破解文化強國建設中現實課題的關鍵之匙。當每個文化人才的創造潛能得以發揮，當個體的“精神小宇宙”與民族的“文明大愿景”形成共振和鳴，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壯美圖景必將在“人的全面發展”與“文化自覺提升”的辯證統一中徐徐鋪展。這既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式現代化征程中實現文化自強的必由之路，更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在文化維度的生動注腳。
（作者：張振鵬，系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