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容”主要指行禮者在特定禮典與場景中展現出適宜的容貌、體態、動作等。禮容又稱“容”或“威儀”，前者聚焦于行禮者的容貌，后者專指在位者“有威而可畏”，使下級民眾“有儀而可象”的禮容。《孔子家語·弟子行》所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將周禮分為書面學習的禮經書本和實際踐行的禮容威儀（唐宸《“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發覆》）。周禮滲透在周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時人文學書寫及后世審美觀念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周禮重要組成部分的禮容，具有多維度的文學價值。
“明德知禮”：周代禮容影響下的人物書寫范式
周代禮容是貴族所遵循的行為規范。據《周禮·地官》所載，保氏教國子“六儀”，即“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六種禮容。師氏又授國子“三德”“三行”，也就是“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順行”等德行。孫詒讓《周禮正義》認為保氏“教國子以道藝，與師氏教德行互相備也”，這種禮容與德行相輔相成的培養模式，反映出周人用禮容規范貴族言談舉止，進而提升人格修養的教育目標，即《詩經·大雅·民勞》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周代禮容既然關乎貴族的人格修養，詩人就通過書寫禮容來塑造貴族形象，從而表達對統治階層的贊揚之情與諷喻之意。就《詩經》而言，一方面選取適宜的容貌、體態和相應的佩飾、車馬來塑造“明德知禮”的貴族形象。如《齊風·猗嗟》“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分別從射箭時揚眉移目的容貌、輕巧快步的體態來刻畫魯莊公，如此適宜射禮的禮容才會“射則臧兮”，展現出魯莊公射藝高超的精神風貌；又如《小雅·庭燎》“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通過描寫黎明時車鈴之聲連綿不斷，使得禮容敬慎而勤于早朝的君子形象躍然紙上。另一方面，以禮容喪失的敘述來呈現“違禮喪德”的貴族形象。如《小雅·賓之初筵》一詩中，賓客在宴會起初“溫溫其恭”，禮容溫和又恭敬，儼然彬彬有禮的君子；在未喝醉前也能“威儀反反”，保持謹慎莊重的禮容；喝醉后卻“威儀幡幡”，暴露出輕佻無禮的儀容。通過醉酒前后容貌體態的鮮明對比，無法保持禮容而丑態百出的賓客形象便呼之欲出。
孔子繼承發展了西周王官的禮樂制度與春秋君子的道德人格，實為“明德知禮”的典范。弟子后學在《論語·鄉黨》一篇，就通過編撰夫子在不同場合的禮容來展現其高尚德行。如“入太廟，每事問”一節，作為國之大事的祭祀之禮，孔子理應掌握其祭祀之容，但還是為謹慎起見而復問，顯現出謙遜、嚴謹的德行；又如“寢不尸，居不客”一節，居家的孔子依然注重禮容，睡覺不曾仰面朝天、四肢伸展，坐時雖未維持接見客人的體態，也會腳板著地、兩膝聳起而臀部不貼地，閑居的慎獨之道便蘊含其中。《孟子·盡心下》有云：“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無論在宗廟、朝廷等正式場合，還是在日常的鄉黨、家居生活中，均能使其容貌、體態合于禮容，從而在總體上呈現出“盛德之至”的圣人氣象。
《詩經》《論語》受周代禮容影響而形成的人物書寫范式，為后世文學通過言談舉止來刻畫、品評人物提供了有益借鑒，如《世說新語·容止》從儀容儀表和舉止風度來塑造魏晉名士形象。
“察言觀禮”：周代禮容影響下的預言敘事模式
周代禮容是貴族德行的外在表現，北宮文子即將“德行可象”視為貴族具備威儀的重要特征。禮容還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云“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可知“威儀三千”的禮容決定人的命運。君子善于展現禮容，就能獲得福祿；不能遵守甚至敗壞禮容，則會遭受禍患。正是禮容表現德行的風尚與禮容決定命運的觀念，使得博雅君子由“察言觀禮”來判斷貴族的吉兇和命運，“察言觀禮”型預言也就應運而生了。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滕成公參加魯襄公的葬禮時禮容不夠恭敬而過度悲傷，與《禮記·雜記下》“敬為上，哀次之”的喪禮之容相違背，子服惠伯預言其將要死亡，《左傳·昭公三年》果然有“滕子原卒”的應驗。
先秦預言的敘事模式一般包括“預言背景敘述”“預言關聯事件敘述”“預言性分析”“驗辭”四個要素（韓高年《“文類”視閾下的先秦預言及其文學意義》），“察言觀禮”型預言在符合其一般規律的基礎上又頗具特點。首先，預言背景敘述通常為貴族參與禮典，包括朝聘、會盟、燕享等。其次，預言關聯事件敘述主要為貴族在禮典中的言談舉止與禮容規范不符。或描繪失禮言行，如《左傳·文公九年》從楚子越椒的“執幣傲”，展現其與《儀禮·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不符的傲慢神態；或直接進行批判，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鄭子產對蔡景侯“受享而惰，乃其心也”的直言不諱。再次，預言性分析先預言結果后闡釋原因，并多以征引成說或經典的方式增強闡釋的權威性。或引證作為共識的禮論，如《左傳·僖公十一年》內史過所引“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或引證《詩經》詩句，如《左傳·成公十四年》寧惠子征引《小雅·桑扈》末章。最后，驗辭多為貴族喪失禮容一段時間后死亡，與禮容決定命運的觀念相呼應。因此，“察言觀禮”型預言已然形成一種較為成熟的敘事模式。
散見于《左傳》的“察言觀禮”型預言，在賈誼《新書》中被專門整理為《禮容語上》（已佚）、《禮容語下》，發展成敘述“察言觀禮”故事且詮釋“禮容”觀念的敘事模式，為后世文學表達“微言大義”的預言敘事奠定了基礎。
“文質彬彬”：周代禮容孕育生成的文學思想
周代禮容具有“尚文”的特點。《論語·八佾》孔子有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貴族在禮典中實行的禮容也被賦予“文”的色彩。《禮記·表記》“容貌以文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即貴族憑借禮容達到“文”的標準，以至于其服飾、容貌、言辭均具備“文”的精神。周代禮容亦需包蘊內在之“質”。《詩經·大雅·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鄭玄箋曰“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因而嚴密審慎的禮容要與嚴格公正的道德表里相稱。《詩經·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就反映了周天子禮容威儀與政治道德的相得益彰。
隨著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春秋時人開始反思“禮”的本質，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指出揖讓周旋的禮容“是儀也，非禮也”，又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可見呈現禮容的“儀”與治國安民的“禮”不同。“禮”“儀”之辨是為突出“禮”所象征的政治道德，也是對貴族只重外在之“儀”而忽略內在之“禮”的批評。面對重“文”輕“質”的禮樂現象，孔子提出“君子為禮，以依于仁”（上博簡《君子為禮》），將仁德作為禮容的內在依據。孔子將西周王官的禮容制度損益為君子日常的行為規范，這種規范以“仁”為核心，在禮容實踐中又強調“恭敬”“中庸”“孝親”等道德原則（拙作《早期儒家禮容之學谫論》）。孔子對禮容內在道德的推崇，旨在矯正時人過分重視禮容外在表現的行為，使得行禮者達到“文”“質”兼備的境界，即《論語·雍也》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文質彬彬”雖是論述君子外在言行與內在道德的關系，但對禮容的慎思明辨，卻在客觀上啟發了后人對文學形式與內容關系的思考，孕育生成了“文質彬彬”的文學思想。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將“文”“質”分別作為文學的形式與內容，一方面以波紋與水、花朵與樹的關系為喻，說明“文”依附于“質”；另一方面又舉虎豹皮具有花紋、犀兕皮制甲需染顏色之例，闡釋“質”由“文”來表現。由此闡發出文學創作中形式與內容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確立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種重要評價標準。
總之，周代禮容既影響了“明德知禮”的人物書寫范式、“察言觀禮”的預言敘事模式，又孕育出“文質彬彬”的文學思想。發掘周代禮容的文學價值，不但印證了“制度”與“文學”互涵同構的關系，還能探究出一種由規范“禮”到塑造“人”、從品評“人”到創制“文”的文學（文論）生成機制與路徑。
（作者：陳丹奇，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