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久久延續的文明，如浩蕩江河，潤物無聲，流動不居，除卻自身的不竭動力外，還能海納百川，于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中華文明是一種樂于且善于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的開放體系，形塑了極為恢宏的文明格局。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的交鋒交流終致交融，中華文明無時無刻不在取長補短、擇善而從，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豐富了自身，也饋贈與他者。即使向來被視為閉塞區域的四川盆地，其所孕育的三星堆文明，也極具東、西方文明的許多特色，依據已發現的諸如金杖、青銅雕像、海貝等文物，我們可以大致判斷早在那時，古蜀國先人已與印度、中亞乃至兩河流域的文明有所接觸。無怪乎李學勤先生曾斷言：“三星堆發現的重大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估計。實際上，這一發現在世界學術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與特洛伊或者尼尼微相比”，“它的價值和作用應當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來認識”。千百年來的積淀與融匯，決定了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
多樣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皆與交流互鑒須臾不離。所謂“文明”，歷來概念定義繁多，但總體而言，大致是指某一特定的人類集群，或者指該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經過長期積累，它普遍擁有和孕育相應的人口數量、經濟體量及疆域面積，同時產生與之匹配的精神成果且愈益積累，形成或強或弱的社會政治整合力、科技創造力、軍事力量和思想文化精髓。一種文明，往往可能涵括多種語言、習俗，同時有著特定的社會政治形態和宗教、哲學、文學、藝術樣態。于此可見，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也是各國推進自身現代化進程的獨特國情。因而文明多樣性是客觀常態，也是人類社會彌足珍貴的共同財富。
中華文明是擁有五千年不曾斷裂過的偉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毀滅，就在于人類遺傳基因與國家文化基因兩個方面的歷史一直延續不斷、世代傳承。然而此“自根自生”的文明根性并不拒斥吸收他者之優長。縱觀人類文明史，中國主要是一種文明實體。德國學者卡爾·雅斯貝斯將中華文明列入世界三大軸心文明之一。雖然軸心時代距今已遠，但人類直到今天還在該時代產生的基本范疇中思考，也還依賴其產生的信仰生活。復興因此成為貫穿人類歷史的普遍事件，軸心時代之后的每一次人類社會變革都要回顧軸心時代，從中獲得靈感與啟示。在中國歷史上，重大的復興發生過三次：第一次是秦漢時期，它是對軸心時代諸派思想的整合重構；第二次是隋唐時期，它將中國和印度兩大軸心文明的主要思想融合匯總；第三次是宋明時期，它在借鑒其他文明（佛教）思想元素的基礎上，再次確認了軸心時代的本土核心價值，重振了軸心時代的中國精神。中華文明的三次復興堪稱文明對話的典范，它既包括文明體內部不同思想、文化、學說、流派間的整合熔鑄，化于一爐；也包括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借鑒，互相助益。更為可貴的是，在連綿不絕的對話過程中，中華文明實現了自我的嬗變轉型、返本開新。其實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離不開馳而不息的交流互鑒。可以說，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對話能力甚或是“對話基因”，可概括為三點：一是“容納之量”，文明體足夠博大，可將不同空間、類型的文明質素與族群信仰匯聚一身；二是“消化之功”，歷代中國賢哲用自身的超前洞見與高超智慧吸納各色文化為我所用，終融為一體，日用而不覺；三是“中和之道”，千百年來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相繼進入中國，百舸爭流，皆能彼此尊重，融合共生，實現本土化。可以說，那些構成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觀念都是在與他者文明的對話融合中升華為中華文明走向普遍性的因素。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其延續在根本上是靠著文明意識的內聚力，換言之，這是一種深刻至民族文化基因內核的文明意識。比如，自古中國的士大夫文官政治與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相伴相生且彼此影響：秦漢尤其是隋唐以下的中國社會是士農工商為主體的四民社會，社會充滿流動性，士不是世襲的，是從另三個層級通過科舉考試而產生，從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階層利益。“士”集政治、文化為一體，“士”之一元是“理一分殊”意義上的“一”,代表著整全與最廣大的“公”。反觀西方，歐洲中世紀則沒有像中國這樣的歷史文明經驗。近代以來隨著實力的擴張，帶有濃厚文化霸權意味的西方中心論又因之而生。
今天，這種通過文明對話實現彼此交流互鑒，進而維系世界文明生態系統多樣性的方式依然具有極大價值。舉目前程，對話之勢不可逆轉，但仍會遭遇諸多挑戰與困難。如，我們會遇到“話語之爭”。客觀上世界各國對于我們的理念理解各有不同，因此中國的主張既是各國文明對話的重要參考，但同時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分歧。采取怎樣的跨語際、跨文化、更易懂、更迅捷的有效對話方式顯得尤為重要。再如，我們會面臨“路徑之爭”。畢竟各國對于實現自身文明的延續與發展有著不同的道路選擇，中國需要尊重它們的意愿。同時還要警惕某些國家仍走“輸出模式”的老路。基于此，我們應當響應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加大保護各國文明的呼吁，充分發揮中國致力于協助各國保護各自文明的傳承、發展與創新中的作用；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以多種途徑與方式來逐步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積極倡導以科技及數字化手段將各國文明融入生活。
在風云激蕩的今天，奠基于5000多年厚重滋養的中華文明，早已擺脫近代以降“蒙塵”的境遇，如何于更高層次與更深層次上推進各國通過對話實現深度互鑒，避免文明鴻溝、超越文明隔閡，將成為一項極其重大的世界性課題。
（作者：王學斌，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