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牟宗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提出了“內在超越說”，引起了中西文化的超越性大討論，并引發了內在超越、外在超越之論爭，近40年來連綿不絕，以至于今日。在此基礎上，黃玉順認為，原始儒家的超越是一種神圣外在性超越；趙法生提出，孔子的超越是一種包含了外在向度的中道超越，與所謂內在超越具有重大差異；梁濤認為，一方面天道超越而內在，另一方面人道內在而超越，故內在超越實則包含超越而內在與內在而超越之意，故謂之雙向超越。此外，關于超越性的新理論觀點可謂層出不窮，如橫向超越、縱向超越、情感超越、超越的兩類三層說、向下超越、前后超越與向外超越、向內超越等。
境界超越的提出
在中國哲學的歷史傳統中，除了宇宙論、本體論，還有心性論、工夫論、境界論，這應是中國哲學特有的。而在中國儒學中，“超越”一方面與西方“超越”本義一樣，意味著超過一定界限（包括超越之動勢），另一方面也指達至一種卓越品質，如有恒者、善人、士、君子、賢人、圣人、善、信、美、大、圣、神等。這里面同時蘊含了宇宙論、本體論，特別是心性論、工夫論和境界論之合一。如果說中西方宗教和哲學意義上的超越（外在超越和內在超越）主要是從宇宙論、本體論、知識論角度而言的，那么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境界超越則主要是從心性論、工夫論、境界論角度而言的，充分體現了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之鮮明特色。
境界超越作為中國哲學所特有之超越類型，又與儒家密切相關。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即古代的大學，夏稱校，殷商稱序，周代稱庠（可追溯至虞舜時期），三代都一樣，設立學校是為了明人倫道德，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尚書·洪范》謂之“彝倫攸敘”。儒家之境界超越，是一種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境界超越。這種倫理道德是建基于先秦儒家自三代以來特別是西周初年開始躍動的人倫秩序與人文精神之上的，并使得人在儒家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且，《論語》《性自命出》《中庸》《孟子》等經典文獻在哲學理性意義上的內在超越，建基于一種自然之天（天道）之上。此外，儒家之天亦有宗教神圣意義上的外在超越的一面。
儒家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境界超越，又可分為有限制的境界超越與無限制的境界超越兩種。有限制的境界超越的代表人物有孔子、董仲舒、韓愈等；無限制的境界超越的代表人物有子思、孟子、荀子以及宋明新儒家（包括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等。
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我們先來看有限制的境界超越。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雖然被稱為“圣人”，但他自己是拒絕承認的，例如他自我評價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這恰恰體現了其自謙。但既然孔子如此區分，便也表明，他是將人之學習分為不同層次的。無論如何，孔子認為學習對于提升人之思想德性境界是極為重要的。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子從人性論角度出發，似乎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社會習染所造就，就其初始天性（氣質之性）而言，其實是相近的。這與戰國時期流行的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相近。總體而言，孔子認為有恒者、善人、士、君子、賢人、圣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者等，彼此之間差異甚大，盡管通過學習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各自思想德性境界，但彼此之間終究很難跨越，故其是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董仲舒在批判繼承孟子“性善論”及荀子“性惡論”的基礎上，將“性”分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與斗筲之性三類。他認為，圣人之性（純善）與斗筲之性（純惡）是很難改變的，只有中民之性因為有善之美質，故可以教化之，使其為善。但中民之性是否可以通過圣人教化達至圣人之性，成為圣人？董仲舒并未說明，但總體看來是很困難的。這近似于孔子所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通過圣人教化，中民之性亦可行善，但其為善，是一種基于他律的消極意義上的為善，而非基于自律的積極意義上的為善。故總體言之，董仲舒之境界超越，還是一種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韓愈提出了性情三品說。韓愈認為性“與生俱生也”，分上、中、下三品，性之具體內容為仁禮信義智，在三品中比重各不相同。情，“接于物而生也”，情之品同性一樣，有上、中、下三品。韓愈指出：“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他又說，“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此與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以及董仲舒的性三品說非常接近，亦屬于有限制的境界超越。
無限制的境界超越
我們再來看無限制的境界超越。子思《中庸》認為，誠者可以不勉勵而從容中道，不思慮而得其要樞，這就是圣人。其層次和境界相較“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要高，但二者并非截然對立、天壤懸隔。一般人只要做到像“誠之者”那樣“擇善而固執之”，也可以通過艱苦卓絕之努力而達至“圣人”（大人）之境，與天地并列為三。故《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由有恒者到善人，由善人到君子，由君子到圣人，這樣的境界超越是一種無限制的境界超越。
孟子認為，人人皆具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仁義禮智四端、四德，可擴而充之，亦可不充，全在自我。仁義禮智是我的本心本性之自具，這是孟子性善論的核心內容，亦為其境界超越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孟子的思想，充分彰顯了人之道德主體性。由是，孟子提出：“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由善到信、到美、到大、到圣、到神，此亦可謂無限制的境界超越。
荀子在人性論上與孟子相反，主張性惡論，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他認為人之所以能變善，是由于后天的教化和學習。在重視通過學習提升個人的思想道德品質上，荀子與孔子、子思等儒家學者是一致的。他主張為學先要誦經，然后讀禮，始則為士，終為圣人，提倡力久則可深入，要終身學習。荀子雖然認為人之性惡（主要從氣質之性上言，若告子所云“生之謂性”），但他認為通過學習，通過誦經讀禮，可以成為士君子，乃至最終成為圣人。這亦是無限制的境界超越。
周敦頤曰“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是宋代及其后中國士人所普遍追求的“境界超越”。“學以至圣”或曰“成圣成賢”“圣賢氣象”是以程朱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包括陸王心學的理想和旨趣，且直承《中庸》《孟子》之哲學理念。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學以至乎圣人之道也。”朱子曰：“忠信如圣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圣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宋明新儒學語境中的“超越”，其主客之界限亦是可以跨越的，士可以跨越界限成為賢人，賢人可以跨越界限成為圣人，圣人則可以達至天道。“士希賢，賢希圣”，可謂無限制的境界超越。而“圣希天”，則可謂哲學理性意義上的內在超越了。當然，與天道合一，亦不離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境界超越。現代新理學、新心學亦然。
總之，境界超越作為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的獨特超越類型，是一種倫理道德意義上的超越，有別于單純的宗教神圣或哲學理性意義上之超越，又與二者關系密切。從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三教并立再到宋代三教合一之后，道佛二家本屬宗教神圣意義上之內在超越，受儒家影響，亦具有了倫理道德意義上的境界超越。西方的一些宗教其實亦包含著對道德境界超越的追求，只是這一追求被融釋于宗教神圣意義上的內在超越之中，不似儒家這樣強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儒家教化思想史編纂與研究”（24&ZD22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