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禮綿延數千年，是中華文明特質的鮮明標識，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受封建社會制度影響，傳統家禮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等級尊卑等糟粕，但其蘊含的文明精髓仍具有重要的現代價值。優秀傳統家禮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道德涵育模式，積淀了豐富的家教智慧和育人經驗，凸顯了義儀相濡、禮樂相諧、禮法相濟等教化特色，不僅在傳統社會的家禮傳承和家德家風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為當代社會治理和道德建設提供了有益啟示。
義儀相濡
中國素有“禮義之邦”的美譽，此稱謂突出了禮的道德意義，即禮儀背后所蘊含的倫理道德境界。“禮義”是內在的道德準則，而“禮儀”則是外化的禮節儀式。禮的重要性及核心當在“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記·郊特牲》）儒家視禮義為做人安身立命之本，“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冠義》）荀子從本體論的高度對禮義的價值如此概括：“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禮義。”（《荀子·天論》）“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的經典論述，體現了孔子對理想人格的期許，“義”為內在德性（質），“儀”為外顯規范（文），文質兼修方稱君子，正所謂“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
優秀傳統家禮的“義”與“儀”是彼此滋養的共生關系，“義儀相濡”是優秀傳統家禮的鮮明特色，借此實現了倫理道德的生活化嵌入。一方面，是將倫理道德具象化為禮儀行為。《禮記·曲禮》言：“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通過冠婚喪祭通“五禮”，傳統家禮將抽象的儒家“五倫”轉化為具體行為規范，使倫理秩序可視化、可操作化。另一方面，是在禮儀實踐中涵養道德人格。傳統家禮借助儀式化行為培養家族成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基本道德意識，通過冠禮、婚禮等儀式賦予人生節點特定的道德意義，實現“以禮載道”之教化目標。以傳統成年禮“冠禮”為例，“冠者，禮之始也。”（《禮記·冠義》）冠禮“三加冠服”儀式（緇布冠→皮弁→爵弁）象征責任進階，“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儀禮·士冠禮》）等勉勵祝辭及精心設計的儀節內含深刻的道德意蘊，涉及對人品德行以及責任感、使命感的殷切期待。“共牢而食，合巹而酳”（《禮記·昏義》）的傳統婚禮儀軌，則是“夫婦有義”的具象化表達。
《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指出：“禮儀禮節是道德素養的體現，也是道德實踐的載體。”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禮儀文明的雙重屬性——既承載著內在的價值追求（禮義），又表現為外在的行為規范（禮儀）。傳統家禮“義儀相濡”的教化智慧，為當代禮儀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其一，當代禮儀文明建設應當堅持“禮義為體，禮儀為用”的雙重進路。禮儀實踐的終極目標在于涵養道德品質、塑造健全人格。其二，當代禮儀文明建設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在精神層面，要深入挖掘傳統禮義的當代價值；在實踐層面，要創新禮儀表達形式，使其真正成為“道德自覺—行為自律”的轉化樞紐。總之，當代禮儀建設應當以“德誠于中，禮行于外”為圭臬，在守護文化根脈、傳承文化精髓的同時，構筑兼具中華氣韻與現代特質的文明生態，使“禮義之邦”煥發蓬勃生機。
禮樂相諧
優秀傳統家禮始終追求外在儀式與內在道德信仰的和諧統一，若要真正達到“德輝動于內”（《禮記·樂記》）的境界就離不開“樂”。“樂”原指音樂，但含義已超越音樂，包括一切可以陶冶性情、激發情感的藝術表達形式和活動。儒家認為禮非外在的強制規范，而是基于人性的自然情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禮記·坊記》）的論述，揭示了禮是“情動于中”的自然表達。而“樂”恰是通過內心情感的觸動與激發，使人在內心和諧、心性陶然的基礎上自覺認同“義”、遵行“儀”。“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通志·樂略·樂府總序》），精辟闡述了“樂”和“禮”的獨特關系，即通過外在規范與內在感化的有機結合，以“禮”修身，以“樂”治心，構成禮樂相諧的文明教化體系。正如《禮記·樂記》所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這種“禮以道行，樂以道和”（《莊子·天下》）的辯證統一，構成了傳統家禮培育道德人格的核心機制，彰顯了中國倫理教育的獨特智慧。
傳統家禮通過情感化載體建構了“禮樂相諧”的多元實踐體系，其典型范式可歸納為以下三類：其一，儀式中的情感升華。《朱子家禮》規定祭祀時奏《蓼莪》以激發孝思，堪稱“樂教”典范；傳統婚禮通過演奏或吟誦《詩經·周南·關雎》表達含蓄、真摯的愛情觀，將道德訓諭巧妙融入審美體驗。其二，環境中的藝術教化。徽州民居“琴棋書畫”雕刻與《朱子家訓》匾額相映成趣，形成了空間美育的環境營造；山西王家大院以“鹿鶴同春”等磚雕隱喻“六合同春”的和諧寓意，以實現“目染成習”的浸潤式教化。其三，心學傳統的創新實踐。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順兒童天性創作的《訓兒篇》乃傳統家禮教化的典范之作，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家訓歌訣啟發良知，是“以樂化心”平民教化路徑的呈現。
“禮樂相諧”的智慧揭示了德禮培育的本質規律，即在理性規范與感性觸動的辯證統一中建構“情理交融”的培育體系。這一教化特點為當代道德建設和文明養成提供了重要啟示：應當建立“情感喚起—價值內化—行為外化”的遞進育人機制。具體而言，首先通過“樂”的藝術感染力和情境體驗觸發情感共鳴，進而引導情感體驗向理性認知轉化，最終實現道德自覺向文明行為的自然過渡，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理想境界。
禮法相濟
在中國傳統社會治理體系中，禮與法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維系著社會秩序的穩定運行。《唐律疏議》開篇所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以及《漢書·陳寵傳》所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皆是儒家禮法一體治國方略的經典表述。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的著名論斷，進一步揭示了社會治理的根本規律：法律懲戒雖能遏制惡行，但唯有德禮教化才能培養真正的道德自覺，完善的治理體系應當實現制度約束與道德教化的有機統一。從家禮教化的視角審視，禮與法雖同屬行為規范體系，卻各具特色：“禮”以道德感化為本，通過禁于“未然”的柔性約束“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禮記·經解》），是治于內的自律；法則以強制懲戒為用，憑借懲于“已然”的剛性規范，維護基本秩序，是治于外的他律。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禮法相濟”的完整教化鏈條。正如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所言：“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禮法相濟的教化模式，在傳統社會的家禮教化和家政管理實踐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體現。
中國傳統家禮發展中，以鄭氏、顏氏為代表的世家大族堪稱禮法實踐的典范、宗族教化的標桿。被譽為“江南第一家”的鄭氏義門，憑借十五世同堂的家族治理經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法雙軌制”：在“禮”層面，通過每日晨會誦讀《鄭氏規范》、每月朔望祠堂講禮等柔性方式，持續性強化倫理教化；在“法”層面，設立“監視”一職專司家法執行，采用《勸懲簿》記錄、“勸懲牌”公示等方式，構建起“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又不從則撻”（鄭文融等：《鄭氏規范》）的懲戒機制。此外，“禮法相濟”的教化特點在《袁氏世范》的“情法兼顧”、《溫公家范》的“德刑并用”等家訓中均有體現。而《顏氏家訓》的“禮先法后”原則，則進一步彰顯了儒家“德本刑用”的治理理念，體現了對德禮教化優先性的堅守。
“禮法相濟”深刻體現了優秀傳統家禮教化中柔性規范與剛性約束的辯證統一。其一，構建倫理自覺與制度約束的協同機制。通過禮儀教化培育社會道德根基，借助法治手段捍衛社會秩序底線。只有實現“以禮養德，以法護序”的良性互動，方能構建有溫度的文明社會，確保有力度的公平正義。其二，完善預防性社會治理體系。以道德教化和禮制規范為基礎，形成“防患未然—價值引導—行為矯正”的完整治理閉環，將社會治理的關口前移。總之，善治既需要法律的剛性約束，更需要文化的柔性滋養，前者決定社會運行的底線，后者定義文明發展的高度。唯有在法治框架下舒張禮治的溫情，于禮義熏陶中筑牢法治的根基，方能最終達成“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善治新局。
作者：朱莉濤，系江蘇師范大學中華家文化研究院、公共管理與社會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