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在處理傳說時代的文獻時，首次以“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作為傳說時代歷史的研究方法。所謂“原始性”，是指狹義歷史研究中，史料來源的原始性，即原始史料，或第一手資料；其實，研究傳說時代的歷史的“原始性”是相對的，“因為一有原始的史料，那就進入狹義歷史時代。”所謂“等次性”，就是按照文獻寫定的時代，評定其價值。一般情況下，“一件史實一經用文字記錄下來，可以說已經固定化，此后受時間變化影響就比口耳相傳的史實小得多。”（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科學出版社1960年）于是，文獻寫定的時間越晚，越容易失真。炎帝、黃帝，是我國傳說時代的歷史人物，關于他們的史事，大都是通過口耳相傳至今；而著之于簡冊的炎黃古典文獻，作為炎黃學的立論依據，大概包括典籍、碑刻、詩詞三種（李俊、王震中主編《炎黃學概論》，人民出版社2021年），其寫定時間自西周時期的《逸周書》至明清炎黃功德祭文碑，跨越2000多年，確有明顯的“等次性”。不過，炎黃學對于文獻記載的炎黃傳說（史事），不僅要小心“洗刷掉它的神話外殼，找出可信的歷史核心”，還要運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努力發現這些傳說是為何、如何保存至今的。因此，對炎黃學而言，即使是魏晉以后的“第三等資料”，與“原始性”的第一等資料具有同等價值。
一
炎黃學研究所用最為原始的資料，即第一等資料，為成書于先秦時期的古典文獻。《逸周書》《周易》《左傳》《國語》等經書，《竹書紀年》《世本》《戰國策》《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史地書，《孟子》《莊子》《管子》《孫子》《文字》《商君書》《韓非子》《呂氏春秋》等諸子書，均記載有炎黃事跡。其中，《逸周書》《周易》《左傳》《國語》《世本》《山海經》《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同時記載有黃帝（軒轅）和炎帝（神農氏）；《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僅記有黃帝；《孟子》僅記有神農氏。如《國語·晉語四》記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所記為炎黃出生地和姓氏來源。《逸周書·嘗麥解》記有“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所言為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場統一戰爭“涿鹿之戰”。《世本·作篇》記黃帝“見百物始穿井”，“樂名咸池”，“造火食旃冕”等物質創造。《世本·作篇》還記有“神農作琴”，“神農和藥濟人”等發明創造活動。《商君書·畫策》記曰：“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兵甲不起而王”，描述的是神農之世的社會面貌。
綜合觀察，先秦時期的炎黃文獻，因其寫定時間與炎黃時代最近，成為炎黃學研究的第一等資料，所記內容主要是炎黃出生與遷徙、炎黃發明創造、炎黃與蚩尤戰爭三種史事，或以神話、傳說，或以長詩、童話等廣義的“民間傳說”進入文獻，所涉地域，包括陜西、山西、河南、河北、甘肅、湖南、湖北、四川、浙江、山東、云南、貴州、重慶13省、市（賈芝主編《炎黃匯典·民間傳說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如此分散于各地的先秦文獻，所記內容不約而同地出現炎黃史事，證明炎黃實有其人，確有其事，非神話人物或好事者的杜撰。而進入文獻炎黃史事，都是零星的，不系統的“零金碎玉”，“有時候不靠前項資料就很難知道把它向那里安插”（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如大家都引用《國語·晉語四》所記“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說明炎黃出生地、生長地，姓氏來源等；其實這段話的真實背景或本意是，司空季子（一名胥臣）以炎黃“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的典故，勸說公子重耳放棄辭退懷嬴（秦穆公之女）的想法，續結秦晉之好。《周易·系辭下》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這句話的本意是說，神農氏創造耒耜，大概是取象于《益》卦之木體入而下動特征；黃帝讓人穿著長垂的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象于《乾》卦和《坤》卦上衣下裳的特征，重點是后者，是卦辭。恰恰因為次等文獻的不系統和零散性，說明還沒有經過后人的整理和綜合，更多地保存了古史傳說的原貌，也才有資格稱為炎黃文獻的第一等資料。
二
相對于先秦典籍關于炎黃“零金碎玉”式的描述和記載，秦漢時期典籍，如《史記》《漢書》正史，《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地方史著述，《新語》《新書》《尚書大傳》《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太平經》《風俗通義》等諸子書，《神農書》《黃帝陰符經》《黃帝金匱玉衡經》《黃帝龍首經》《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馬王堆漢墓帛書·古醫書》等“托名言論”及“托名醫術”，以及《列仙傳》《緯書集成》等神仙書和讖緯書等，對炎黃史事的記載已趨于系統化和形象化。炎黃史事的系統化，莫過于司馬遷通過搜集、整理《春秋》《國語》及《大戴禮記》收錄之《五帝德》和《帝系姓》，撰成的《史記》首篇《五帝本紀》。據《五帝本紀第一》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不僅把黃帝取代神農氏之經過及其功業記錄得清清楚楚，還記載了“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之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中華書局2013年）“五帝”傳序敘述得明明白白，成為日后歷代正史敘事范例。
通過搜集、整理，系統化之后的炎黃文獻所見之炎黃形象，還有多元化趨勢。《史記》《漢書》及儒家經典所見的炎黃多為人格化的炎黃，具有人的品性；炎黃形象往往被描述為遠古圣王、華夏始祖、人文初祖等。如《五帝本紀》所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為聰明。”《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記載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孔子認為黃帝是人，他生前身后影響百姓三百年，并不是活了三百年。另據《尸子》記載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孔子解釋說黃帝不是長四張面孔，而是派四位能人，代表他治理四方。神仙書、讖緯書和道家文獻等，常把炎黃形象神格化，如皇天上帝、五方帝、太陽神、道教神仙等。如《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黃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其實也有對黃帝的神化；《漢書·郊祀志》云：“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漢代之前“天神”是“黃帝”的別稱。秦漢文獻對黃帝形象的系統化、多元化，意味著“每多經過一次手，就多經過一次損益增刪”，與“原始性”資料相比，更是“進一步地失真”，在此意義上，秦漢時期的炎黃文獻被稱為第二等資料。
三
按照徐旭生所論傳說時代歷史研究“史料原始性的等次性”，魏晉南北朝以后“新綜合的材料”，屬于逐漸失真的第三等材料。由于炎黃學所使用的炎黃文獻，與炎黃遺存、炎黃傳說一樣，都是炎黃記憶的重要載體（尹全海《炎黃學敘論》，《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諸如《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宋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之20部正史，《水經注》《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大明一統志》等地方之書和地理書，《古今注》《抱樸子》《神仙傳》《搜神記》《拾遺記》《述異記》《列子》《鹖冠子》《孔子家語》等諸子書，《帝王世紀》《通典》《通志》《文獻通考》《路史》《繹史》《稽古錄》等典籍，以及《元和姓纂》《軒轅黃帝傳》《綱鑒易知錄》《三字經》《四字鑒略》《幼學瓊林》等姓氏書、蒙學書，對炎黃事跡持續不斷地記載，這一過程本身也是歷史的真實；炎黃作為人文始祖的形象已深入人心，成為共識，就炎黃認同而言不存在失真問題。
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里，自司馬遷《史記》構建起以黃帝為始祖的華夏族譜系，《漢書》沿襲之。魏晉以后凡是建立政權的民族，均以炎黃子孫自稱，并通過歷代正史把自己和炎黃聯系在一起，如慕容鮮卑自認為黃帝之苗裔，《晉書·慕容廆》記載：“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八《載記第八·慕容廆》，中華書局2012年）鮮卑族的拓跋氏也認為自己是黃帝后人，《北史·魏本紀》記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少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李延壽《北史》卷一《魏本紀第一》，中華書局2013年）契丹人則自稱為炎帝之后，《遼史·本紀第二》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黃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署，刻木為契，穴地為牢。”（元脫脫《遼史》卷二《本紀第二·贊》，中華書局2013年）西晉皇普謐《帝王世紀》更是為炎黃撰寫了一份相當完整的“履歷表”。此等文獻雖與炎黃時代相去甚遠，歷經后世反復綜合與系統化，其間不斷添加的時代痕跡，不僅固化了作為人文初祖、華夏始祖的炎黃形象（李俊、王震中主編《炎黃學概論》），還回答了炎黃文化是如何傳承至今的。因此，在文化認同意義上，魏晉以后的炎黃資料與第一等資料，具有同樣的價值。
依據資料寫定年代劃分資料等次，至今仍然是傳說時代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需要學界關注的是，一方面，自20世紀70年代簡帛佚籍的新發現，對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史學的影響，尤其對學術史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傳說時代歷史研究資料“原始性的等次性”或因此需重新劃定；另一方面，炎黃學是炎黃文化的學科化成果，炎黃學既關注具體史事，更強調文化意識，一定程度上不接受炎黃文獻“原始性的等次性”限制。
作者：田 華，系信陽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炎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