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千余年來，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當前，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著跨越時空價值的儒家文化，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值得認真挖掘和領悟。
在儒家文化中，“志于道”是儒家圣賢君子求學的目的，“得道者多助”是依道而修身、齊家、治國的自然結果，按照“道”處理國際關系形成了“王天下”的文化傳統。儒家文化教導世人順道而為，從而真正實現富強、昌達、和平、安樂，這在當今世界依然有著重要的思想價值。
“志于道”：儒家君子圣賢學問的旨歸
在儒家經典中，“道”指宇宙萬有的本體，有時也指回歸本體的途徑、道路、方法和規律。孔子說：“志于道。”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唯有順應“道”來修身治國，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否則必然敗亡。
《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順著人人具有的本性而為就是“道”，能夠把本有的天性彰顯出來的得道之人就是圣人。“道”是宇宙萬有的本體，無所不在，因而得道之人具備無所不知的特點。圣人順應天道的特點治理天下，如《群書治要·袁子正書》講：“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為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為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為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圣王之道也。”
古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人人都具有成圣成賢的潛質，通過學道都可以回歸本性、成為圣賢，因此“無所不知”并非平常人不可企及的目標。“為道”要達到“無所不知”，必須修清凈心，孔子教人“六藝”，乃至后代的琴棋書畫等，都是修清凈心的方法。
對于學習從政的士大夫而言，讀書辦政治的過程同樣是求道、成圣成賢的過程。因此，其所讀之書應是通達本性之書，讀書的方法和目的與單純的求知識不同，“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是因為通過讀書把清凈心開發出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才能夠達到“明明德”的目的；士大夫通過辦政治無私為大眾服務，是一種開啟自性明德的途徑，再通過“親民”幫助民眾開啟明德，并使二者都達到至善圓滿的境界。這樣，士大夫從政的過程就成為一個求道、得道而成圣成賢的過程。因此，中國傳統政治被稱為圣賢政治，一方面是圣賢人辦政治；另一方面是通過政治把人引向成圣成賢之路。這就是“治道”的雙重含義，即辦政治必須順應天道，而且從政本身也是求道、得道的過程。
“天人合一”：得道之人的宇宙觀
得道之人所達到的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在《中庸》《周易》中被表述為“與天地參”“與天地合其德”，董仲舒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宋明理學則表述為“民胞物與”。王陽明在《大學問》中對天人合一有深刻闡述，并引申出一體之仁：“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
圣人就是達到一體之仁境界的得道之人。在這種一體之仁觀念的影響下，父與子、夫與婦、君與臣、兄與弟，乃至朋友、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系。在這種一體價值觀的影響下，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仍然保持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使得中華文明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而得以延續至今的文明。
按照“道”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來行事的人即有德之人，有德之人治理國家天下就能夠達到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境界。正如《漢書·公孫弘傳》記載：“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這就是順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體現。遵行大道治理國家，就可以達到《禮記》中所記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大道之行”講的是五帝的時候。“五帝”的一種講法是指黃帝、顓頊、少昊、堯、舜。孔子祖述堯舜，最贊嘆的就是堯舜的禪讓制。堯帝的兒子丹朱和舜的兒子商均，德能都不足以治理天下。堯舜有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把天下當成私家的來看待。堯舜把天下都可以禪讓，其余還有哪一件事不可以讓？這是真正大公無私的表現。堯舜能夠把天下禪讓，把天下當成是天下人共有的，才能實現選賢與能。
選舉賢能之人出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興辦教育，而教育要把握根本，就是教人講信修睦，其結果就是：“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禮記》中關于大同社會的描述，就是順應一體的天道觀辦政治從而實現天下為公的治理境界。
天人合一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與天地合其德”，即圣王通達天人合一的道理，治理國家必須順應“天道好生而惡殺”等天地自然的規律，按照一體之仁來治理國家、處理國際關系，自然能夠化解沖突，消弭戰爭，達到國泰民安、天下為公的結果，這就是“順天者昌”“得道者多助”。
“王天下”：處理國際關系的文化傳統
在“一體之仁”“天下為公”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自古以來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就倡導“王天下”，而不是“霸天下”。“王天下”就是《大學》開篇所說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君主能夠率先垂范，以修身為本，百姓也能夠效法修身，結果必然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當別國的使臣來訪，自然生起羨慕效法之心，主動學習中國的禮樂文化，這就是“王天下”，即為天下人作出榜樣示范。
從歷史上看，“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商湯的地盤方圓七十里，但他能夠成為天下諸侯國效仿的榜樣。西伯昌（即周文王）所統轄的地區不過是百里之地，但他卻使所有的諸侯國都臣服，這都是因為他們的厚德。《史記》記載，虞、芮兩國國君因為田畔產生爭執而前來請周文王評判是非，當他們進入周的國境，看到全國上下和諧安寧，彼此謙讓，于是不需要評判就回去了，還彼此互相推讓田畔。天下人聽說這件事后，歸附周的有四十多個諸侯國。這是因為他們為周文王的厚德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動向他學習以道德仁義為核心的文化。
從歷史上看，中華文化之所以對鄰邦乃至世界各國產生深遠影響，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外國人來到中國，看到人與人之間交往彬彬有禮，“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關系和諧，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把中國譽為“華夏之族”“禮義之邦”，而“中心悅而誠服”。歷史上的中國在國力鼎盛之時，沒有搞霸權主義。明朝鄭和下西洋時，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每到一地，帶給當地人民的是茶葉、絲綢、瓷器、先進的造紙術和造船術，而沒有侵占別國一寸一尺的土地。中國現今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這種仁義精神的延續。
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先生在系統研究了各個國家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從文化學的角度提出，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未來屬于中國》這本書中，他認為，要避免世界動亂、拯救人類文明，未來的世界必須走向統一，因此，建立大一統國家是必要的。但這個統一絕非依靠軍事、強權的統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統一。特別是生物圈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危機，依靠狹隘的政治國家是無法應對的，應該以整個地球的視野去應對。而中國在歷史上既有長期統一的歷史經驗，中華文化也以擁有天下一家的胸襟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所以湯因比把世界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上。儒家文化是講求道德仁義的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國所學習和接受，必能帶給世界和平與希望。
當今世界，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威脅上升。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更加凸顯儒家思想中跨越時空的深邃治理智慧。《新語》云：“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于位而無德者絀，富于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懂得如何謀利卻不明白大道的人，必然遭到眾人的罷黜；敢于使用武力卻缺少仁義的人，必定是戰爭攻伐的對象，最終逃不過滅亡的命運。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前所未有的外部風險挑戰，中國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走的是人間正道，干的是正義事業，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違背時代潮流，不得人心、失道寡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人類也面臨著許多突出的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不僅需要運用人類今天發現和發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運用人類歷史上積累和儲存的智慧和力量。國無德不興。無論是治理國家，還是處理國際關系，都要順“道”而為。這也是理解中國之治和世界格局“東升西降”的文化密碼。
作者：劉余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專家
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