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并稱，最早見于《莊子·天下篇》，也是關于鄒魯之風形成的最早文獻記載。其記載為：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細分析這段文字，作者在這里實際提出了在道術為天下所裂之后散布的三個方面：一是“舊法、世傳之史”；二是《詩》《書》《禮》《樂》之五經文獻；三是百家之學。評析儒家，既沒有與其他各家并列論之，也沒有像其他各家一樣去評析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張，而是講述了對“鄒魯”之地的一個群體——“鄒魯之士”與“縉紳先生”的一種風氣：對《詩》《書》《禮》《樂》中的“古之道術”“多能明之”。這是對“鄒魯之風”的最早描述。
其中，有幾點很值得關注：
其一，“鄒魯之士”是鄒魯之風的營創者。在“士”階層蓬勃興起、百家爭鳴的戰國中期，“鄒魯之士”已是一個在各派各家學者中影響巨大的群體，以至莊子在評述各主要學術派別時，不得不將他們作特別的表述。這個群體跟其他學派那些朝秦暮楚、“取合諸侯”的游士不同，他們固守著“鄒魯”文化家園，營造出一種區域獨特的文化風氣。這個群體數量之眾，不限于部分學者，而是一個階層——“士”。總體分析，大約由兩部分人組成：一種是儒士，即馮友蘭先生所說：“是一種有知識有學問之專家，他們散在民間，以為人教書相禮為生。”鄒魯為孔子興學之地，儒士眾多，當在情理之中。二是“服官者”，即穿官服的知識分子。我的理解即是新興的士大夫階層，包括大、小有知識的官吏。總之，鄒魯之地的龐大知識分子階層成為百家爭鳴中的一支生力軍。正是他們，催生了鄒魯之風的形成。
其二，“鄒魯之風”的內涵主體是尊孔讀經的儒風。《天下篇》認為，那些“古之道術”載于《詩》《書》《禮》《樂》等古典文獻中。鄒魯之士“能明之”，既反映出在鄒魯之地，研習六經已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風氣，也說明他們對六經典籍的研習已有相當的深度。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儒家所作的詮解，實際也是對這種風氣很好的總結闡發，即“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今人郭沫若先生則直接將對儒的詮釋與鄒魯之士聯系在一起，提出：“儒本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的專號。”此亦足見鄒魯之風在儒學形成中的重要歷史作用。
其三，鄒魯之風的精神內核是一種崇尚道德教化之風。《天下篇》對鄒魯之風的精神文化內涵并沒有直接的表述，但是，它肯定了“其”（古之道術）在六經中的蘊含，鄒魯之士“多能明之”，實際上即是說，鄒魯之士最能理解與領會“古之道術”的實質，而這古之道術即是“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的精神思想的內核，亦即指中華文化自上古“三代”以來的文化精髓。而這個精髓，主要還是體現在精神層面，亦即思想文化。《左傳·昭公二年》中有晉國韓宣子到魯國感嘆“周禮盡在魯”的記載，魯地作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禮》之制的典范執行者，到了春秋禮崩樂壞之時，魯地可謂“亂云飛渡仍從容”，仍然保持周禮。可以想見，鄒魯之風所展現的也是一種道德教化之風。
節選自《戰國時期“鄒魯之風”的形成與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