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民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尚書》所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強調“民惟邦本”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國家的安寧。孔子講民本，不僅是為了國家的安寧，而且以其仁愛思想為基礎，提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從而發展出既為了國家安寧又以仁愛道德為依據的民本思想。但是，孔子在君民關系上提出“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顯然，孔子講民本，更為強調君對于民的主導作用。孟子繼承孔子的民本思想，講王道，重視百姓的物質利益，尤其是提出“君輕民貴”，更為注重君民之間的平等性。朱子發展了孔孟的民本思想，明確提出“君民一體”，特別強調國家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強調在君與民的經濟結構中民的主導性，為儒家民本思想提供了經濟維度的論證。
“君民一體”概念的內涵
據《論語·顏淵》記載，魯哀公問孔子門人有若：遭遇荒年，國家用度不足，應當如何應對？有若建議將稅率由十分之二降至十分之一。哀公說：十分之二的稅率都不夠用，又怎么能夠降至十分之一？有若回答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對此，朱子《論語集注》注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朱子不僅贊同有若的應答，而且進一步提出了“君民一體”的概念。《論語或問》對此作了闡釋：“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茍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
朱子講“君民一體”，其主要內涵可概括為三：其一，朱子從君王國家財富來源的經濟維度講“君民一體”，強調君王國家的財富與百姓貧富之間的共生關系，不同于以往儒家多從政治維度和道德維度講“君民一體”；其二，朱子強調“君之所與者民也”，認為君王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因此在君民關系的經濟結構中應當以百姓為重，不同于以往儒家較多強調以君王國家為重；其三，朱子雖然強調以百姓利益為重，但最終的目的仍在于實現君王國家的富裕，也就是說，君王國家的富裕不是靠對百姓的橫征暴斂，而是要先讓百姓富裕起來；先有百姓的富裕，才有君王國家的富裕。
“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朱子不僅在《論語集注》中講“君民一體”，強調“君之所與者民也”，認為君王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而且還在《大學章句》中作了進一步闡發。《大學》最后部分討論“治國平天下”，對如何實現國家的富裕作了論述，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朱子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后財可聚也。”可見，無論是《大學》文本還是朱子的注釋，都強調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而不是靠對百姓的橫征暴斂，因此必須把百姓的生產勞動當作國家之根本，這就是“務本”，同時還要“節用”，節約開支。應當說，朱子提出“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與當今國家財政所倡導的“開源節流”理念高度契合。
正因為百姓的生產勞動是國家財富的來源，百姓的貧富決定了君王國家的貧富，所以朱子解《大學》“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指出：“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還說：“寧過于予民，不可過于取民。”由于國家的財富來自百姓的生產勞動，而不是來自對百姓的橫征暴斂，因此，君子治國是要讓百姓安心從事農業生產，而不可與百姓爭利；寧可自身的利益受到減損，也不可傷害百姓利益。顯然，朱子《大學章句》討論“治國平天下”，更為突出百姓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相互統一，以百姓利益為重，這實際上是對朱子《論語集注》講“君民一體”的進一步發揮。
“君民一體”與“天理”“人欲”
朱子講“君民一體”，強調君王國家的財富與百姓貧富之間的共生關系，提出君王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要求為政者以百姓利益為重，反對橫征暴斂，因此特別強調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并明確提出“天理”“人欲”概念。
朱子《孟子集注》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不僅講“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而且還說：“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也就是說，為政者如果能夠“循天理”而講仁義，以百姓利益為重，就能“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反之，為政者如果“殉人欲”而惟利是求，橫征暴斂，就會“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為此，朱子還引述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在朱子看來，君子治理國家并非不講利，而是要反對“以利為心”，反對傷害百姓利益，以至于傷害國家利益，而只有講仁義，以百姓利益為重，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利益，這也就是《大學》“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由此可見，朱子《孟子集注》提出“循天理”而反對“殉人欲”，是針對為政者治理國家而言，并不是針對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為政者有很高的道德修養，才能在國家治理中去除個人私欲，以百姓利益為重，從而能夠真正踐行儒家的民本思想，并最終通過百姓的富裕而實現國家的富裕，因而與朱子“君民一體”強調百姓的貧富決定了君王國家的貧富是一致的。
“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
朱子講“君民一體”，要求為政者不僅去除個人私欲，而且重視百姓所欲。朱子《孟子集注》說：“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于民。”又引晁錯之言，強調“人情莫不欲壽”“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安”“人情莫不欲逸”。可見，朱子講“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就是要滿足百姓對于長壽、富裕、安寧、安逸等方面的欲求。這與以上所述朱子要求為政者去除個人私欲形成對照。
與此同時，朱子《孟子集注》要求為政者重視“民心”，不僅提出“王道以得民心為本”，而且還說：“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后其君也。”將“得民財”與“得民心”聯系起來，就是要通過保障百姓的生產勞動致富，實現國家的富裕，進而能夠得民心。朱子《大學章句》則更為明確提出“以民心為己心”。
朱子晚年注釋《尚書》，明確提出“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后來又將尚未完成的書稿囑托門人蔡沈續作《書集傳》，其中提出“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又接朱子言“以民心為己心”講“人君以萬民為心”，顯然是對早年孔子說“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的超越，展現朱子民本思想的新發展。
結語
朱子從經濟的維度提出“君民一體”的概念，將儒家的民本思想發展至新的高度，展現出新的內涵：
首先，不同于以往儒家多從政治、道德的維度闡發民本思想，朱子根據君王國家的財富與百姓貧富之間的共生關系，從經濟的維度提出“君民一體”，并強調在君與民的經濟結構中民的主導性，百姓的貧富決定了君王國家的貧富；
其次，朱子“君民一體”的概念中蘊含了君王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的思想，不僅提出“君之所與者民也”，而且還強調“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進而認為國家治理的根本在于讓百姓安心從事生產勞動，由此實現君王國家的富裕，這就為儒家的民本思想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經濟基礎；
再次，從“君民一體”的概念出發，朱子要求為政者能夠“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去除個人私欲，尤其要“以民心為己心”，重視百姓的生產勞動和利益訴求，從而能夠真正踐行儒家的民本思想。
應當說，在中國古代君與民處于完全不同等級地位的社會中，朱子從經濟的維度提出“君民一體”的概念，強調君王國家的財富來源于百姓的生產勞動，肯定在君與民的經濟結構中民的主導性，盡管在制度保障方面有許多欠缺，但其思想精華可以為當今的治國理政提供有價值的思想資源。
作者：樂愛國，福建社會科學院特聘研究員、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